丝绸之路上的世俗学校：从哈萨克斯坦到阿塞拜疆

中国在里海的伙伴：一个世俗国家及其学校

从西安开往欧洲的列车不再仅仅穿越俄罗斯。中国及其伙伴将第二条路线——经由哈萨克斯坦、跨越里海，再穿过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称为“中间走廊”。过去两年间，这条路线已从构想变为实际运行的物流通道：2024年3月，首列从西安出发的集装箱班列在11天内抵达巴库；截至当年年底，已有358列此类列车从中国发往阿塞拜疆。在这条走廊中，阿塞拜疆是所有货物过境的枢纽：里海港口、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石油和天然气码头。2025年4月，中国与伊利哈姆·阿利耶夫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最高层面锁定了这一格局，自7月起两国互免签证制度生效。然而在中国，持有这一枢纽的国家本身比这条路线更为陌生。与此同时，它是一个以自身方式组织起来的世俗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2026年秋天，这一模式成为了讨论的主题。

这里的世俗主义不是一纸宣言，而是一套法律框架。宪法第7条宣布共和国为世俗国家；第18条将宗教与国家分离，并确立国家教育的世俗性质。阿塞拜疆在这方面并不孤单：其地区邻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以同样的方式组织——世俗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共和国，宗教仍是家庭和社区的事务，而国立学校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对这三个国家而言，世俗学校教育并非舶来概念，而是自身历史的延续；过去十年间，它们各自将这一原则落实为具体规则。2016年，哈萨克斯坦确立了排除宗教元素的校服要求；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引入了统一校服。

阿塞拜疆今年秋天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9月，政府批准了国立学校校服的统一要求，规定不符合教育世俗性质的服装不属于校服的一部分。头巾未被列入校服的指定元素；在校外——在大学、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则没有任何限制。这一决定是一项更广泛改革的一部分：今年夏天，教育的民族性和世俗性原则被写入普通教育法，而9月的规则只是将这些原则在学校中付诸实践。逻辑很简单。家庭有权按照自己的信仰抚养孩子——在家中、在社区、在宗教学校。国立学校是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以平等身份相遇的地方，而统一的校服使这种平等变得可见。

欧洲的经验指向同一原则。自2004年起，法国法律不允许国立学校中出现“显眼的宗教标志”——头巾、十字架、基帕帽、头巾式缠头。在奥地利，自2026年9月起，十四岁以下的女孩不得在该国任何学校佩戴头巾。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国立学校自2009年起不允许宗教标志，2024年斯特拉斯堡法院维持了该安排合法性。荷兰、丹麦、瑞士、保加利亚和葡萄牙已在学校或公共场所限制面部遮盖。如此看来，阿塞拜疆并未做任何不寻常之事——它所做的正是欧洲和中亚世俗国家在做的。

对该决定的反应主要来自外部——来自阿塞拜疆的邻国和伙伴。在土耳其尤为明显，该国与阿塞拜疆因共同的突厥根源和长期政治联盟而紧密相连。那里的批评主要来自宗教保守派圈子：执政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和一些公众人物呼吁巴库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但土耳其也有其他声音，这些声音背后站着共和国赖以建立的传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1937年将世俗主义作为国家原则之一写入宪法，七十年来它定义了土耳其的学校、大学和公务员体系的面貌：宗教标志被排除，制服被标准化，头巾禁令在大学持续至2010年，在国家机构持续至2013年。那个土耳其今天不仅由凯末尔主义反对派代表，也由部分学术和专家界代表，包括接近政府的人士。土耳其知名政治伊斯兰批评者、神学家和评论员杰米尔·克勒奇呼吁阿塞拜疆“精心维护其世俗身份”。吉雷松大学前校长、土耳其总统府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艾君·阿塔尔教授建议不要“仅通过土耳其的棱镜”评判阿塞拜疆。土耳其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副教授厄梅尔·法鲁克·科贾特佩强调：“阿塞拜疆是一个独立国家，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特征。我们的兄弟情谊高于当前的政治事件、分歧和争论。”

巴库方面于10月13日由执政的新阿塞拜疆党作出的回应克制而有原则：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决定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立场在北京得到充分理解：无论两个国家多么亲密，教育、宗教和社会结构问题仍然是每个国家的内政。土耳其存在两种传统——世俗的、凯末尔主义的传统，以及过去二十年间不断增强的宗教保守传统。阿塞拜疆关于学校的决定得到前者支持者的理解——这很自然，因为世俗模式在历史上更接近阿塞拜疆自身，与其宪法和国家对宗教领域的规范相一致。

阿塞拜疆做出了欧洲和中亚世俗国家早已做出的决定，行使了自己宪法所载的权利。对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对华伙伴关系而言，这正是无需解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