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失序与审美治理——《审美资本化》学术价值论析

西方学界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其中关于“审美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研究正在形成新的概念标识，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德国学者格诺德·伯麦、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墨菲和艾德亚多·德·拉·富恩特等人都曾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为我们判断当代西方社会形态提供了学术依据。其实，国内学人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王杰、阎嘉、段吉方、向丽等学者的相关著述极富洞见，王敬民出版的专著《审美资本化》更是这方面的代表。

该著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将审美在西方后工业消费社会中的流变概括为“审美资本化”，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也引发了审美泛化和感性失序的后果；二是针对审美泛化和感性失序的种种征候，提出以“审美治理”的方式予以调适和纾解，从而正确认识审美对消费的促进作用，着力发挥挖掘审美资本的潜在动能。可以说，这既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对审美资本化的后果保持着必要的敏感与警觉，又将其在西方的际遇引为镜鉴，便于我们形成广泛共识，总结合理经验，探索有效路径，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事业繁荣提供学理支撑。

审美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让学界逐步认识到，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得审美体验遭到了消费逻辑的收编，传统视野中的艺术价值被纳入资本规则的统御，一切都在朝着被量化、包装、设计和规制的方向发展，审美对象逐渐沦为商品，其符号意义和象征价值才是消费交易中的重要砝码。而审美，说到底就是一种感性学，这种感性学正在经历剧烈的重构，它已从既往那种注重个人精神自由的状态嬗变为介入社会、塑造现实的世俗性建构力量。这或许是审美本身的属性使然，或许是消费社会借以维持自身运行的征用手段，反正审美变得越来越泛化，致使感性广布世间，充斥每个角落，成了消费社会畅通无阻的得力保障。这很好理解，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物的极大丰盛，倘若消费不畅，就会造成物的堆积，就会波及生产，就会影响就业，就会造成社会运行的堵点。在这种情况下，为物披上美的外衣，对物进行符号化和象征化的设计，将其与人们的心理结构和社会认同联系起来，就会成为有效推动消费的手段，而这个过程就是审美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审美泛化和感性失序的过程。

遥想当年，美感大多源自人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深度情感体验，而如今的美感却被播撒到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经由现代媒介的传播，营造出全方位的美学景观，形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侵占。在这种美学景观中，美感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审美却裂变为一种较为稀薄和淡化的感性体验，其高标性的精神品格渐渐阙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普泛化、浅表化和碎片化的感性拼接图，如此状态的审美也慢慢丧失了批判反思的力度和精神追求的高度。

社会的消费化，消费的审美化，势必造成符号消费的盛行。人们购买商品，享受服务体验，看重的不再是其使用价值和功能，这些商品和服务背后的符号意义和象征价值反而受到推崇，充当了消费实践的行为动机。客观地看，符号消费是需要审美包装的，一经审美包装和设计，商品背后的象征价值就会得以突出，其对消费者施加的影响就将落到实处。当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被搅动时，审美的泛化和感性的失序就将成为逻辑必然。

在当前的审美研究中，感性重被审视和重视，雅克·朗西埃就在一再申明感性的重要性。我们自然应该辨识感性的学术前史和研究现状，应该重视消费社会中感性的失序状态。感性的泛滥和失序，必将造成感受力的钝化，这就是审美疲劳的别名；情感也将被当成商品，进而为资本逻辑和消费机制所编码，人们朴素的感受和真挚的感情就会遭到疏离，甚至陷于弥散的境地，这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殊为不利。就个人层面而言，感性的失序常常造成自我认同与真实自我、虚假幻觉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错位。虽然这种错位恰是消费社会的逻辑起点，但它造成了个体感觉结构的失衡，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任由感性的失序状态蔓延，而不加以疏导和规约，整个社会就将盛行娱乐化之风，就将呈现景观化之状，人类弥足珍贵的审美情感就会有崩塌的风险，人类的价值标准就会晦暗不明、模糊不清，其危害性之大自然不言而喻。毋庸讳言，在感性的失序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商品拜物教，是消费、资本和权力达成合谋的运作机制，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征候我们不能不察，更不能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有效应对和化解的措施。《审美资本化》一书在揭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审美治理的方略，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审美治理”的理念源自托尼・本尼特提出的“文化治理”概念，而文化治理的主张是，不能把文化视作单纯的文本，而应将其定位为一套制度化的治理技术，它的作用空间包括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教育机构、文化体制、文艺制度等，重在对民众的教育、引导和规约，借以改善其行为与认知，甚至促进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提升。如此看来，审美治理实乃文化治理，是对感性失序状态的有效应对。审美在消费社会变身资本形态，使得审美不断泛化，感性处于失序状态，而审美治理，汲取文化治理的精髓，有望成为重构感性秩序的重要抓手。

审美治理的目的，并非重回精英式的审美独断，而是要通过制度性规约，通过教育实践和公共文化引领，通过新时代的媒介技术与传播规划，着力引导审美活动的健康开展，确保其有助于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有助于公共文化价值的塑造，有利于在资本和消费逻辑中垦拓精神性空间。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而这恰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也将形成我们独特的本土经验。在社会上，我们要切实限制商品化审美的范围，杜绝其漫散无边的霸蛮企图，警惕其资本增殖和利润至上的单一目标，适当凸显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的考量，从而有效遏制感性滥用的趋势。同时，我们需要提供更为丰富的非商品化审美供给，使其在提升民众审美素养和文化修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消解和平衡商品化审美方面切实有所作为。如今，很多地方都在打造公共文化设施，组织非营利的审美活动，这在社会审美治理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我们对媒介和平台的治理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唯流量是从和以码洋至上的做法得到了疏导和管控，这有益于约束审美的泛化和感性的失序，为审美品格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个体而言，明确算法推荐背后的运作逻辑，不断优化个体的感性结构，努力挣脱消费审美的规训，正是一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应有之义。这就需要人们在重视感性体验的同时，保持反思批判的意识，提升审美的素养和判断力，培养审美辨识力和免疫力。对青少年而言，审美教育尤其不可或缺，这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而“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更是当今社会审美治理的核心要义。倘能有效开展审美治理，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我们的社会就会赢得更多的发展动力，我们中华民族就会凝聚起更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乔海露，作者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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