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暮未暮处，故园入梦来——忆石门磷矿清官渡旧事
清官渡这个地名，我已经很久不向人提起了。不是遗忘，是怕一开口，那些沉睡了三十多年的声音会一齐醒来，把我淹没。
它藏在湘西北的群山褶皱里，一个连地图上都用最小字号标注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座磷矿让这里喧嚣了三十年，而后像所有资源枯竭的矿区一样，被时代合上最后一页。我离开时大约十四岁，再回来，已是五十开外。2023年到2024年，我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像是在时间的断层里行走，一步踩在当下，一步陷进往昔。
而每一次，我都会想起少年时读过的席慕蓉的诗句：
“我喜欢将暮未暮的原野 / 这时候 / 所有的颜色都已沉静 / 而黑暗尚未来临 / 在山冈上那丛郁绿里 / 还有着最后一笔的激情……”
我知道，写的是这片废墟，也是我的人生。
车过棠树岗的时候，我就坐不住了。路还是那条路，弯急、坡陡，柏油是新铺的，但起伏颠簸的节奏没有变。近四十年了，从石门县城出发，仍然是将近四个小时。时间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它让一个少年变成了大叔，却固执地保留了这段路程的长度，仿佛在提醒我：有些距离，不是车速能缩短的；有些归来，注定要用半生去丈量。
山也还是那些山。我认出了狮子垴——那座山顶有一块巨石，像昂首的狮子。小时候我们爬上狮子垴，能看见矿区的全貌：一排排灰砖楼房从山脚排列到山腰，烟囱冒着白烟，运矿的卡车像甲虫一样在盘山道上爬行。那时候觉得矿区好大，大到装得下一个少年全部的野心和梦想。
现在，矿区变成了一片废墟。
最先迎接我的，是面包房那堵残墙。红砖裸露，水泥灰面斑驳脱落，但“面包房”几个字还顽强地贴在墙上。我记得那个面包房的师傅姓周，每天准时开炉，整个矿区都飘着麦香。五分钱一个的面包，又软又甜，我们揣在口袋里，边啃边打闹。
冰棒房在面包房隔壁，只剩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和半截柜台。夏天的时候，冰棒房的窗口永远排着长队。绿豆冰棒、牛奶冰棒、糖水冰棒，三分、五分、一毛。我们举着冰棒，坐在台阶上，听矿区的大喇叭播新闻，看下班的矿工们灰头土脸地走回宿舍，在澡堂门口拍打身上的尘土。
商店、食堂、礼堂、宿舍楼，一排排一列列，像一支打过仗的部队，衣衫褴褛，却依然列着队，不肯倒下。礼堂的屋顶塌了一大片，留下的一半已得到很好的改造，舞台还在。我站在舞台上跺了跺脚，脚下的木板发出空洞的回响，那声音在空荡荡的礼堂里转了好几个圈才消失。
它们要向后人证明什么呢？证明这里曾经喧嚣过、辉煌过，曾经有两千多号人的呼吸、笑语、争吵、爱恋，把这片山谷塞得满满当当？
可它们不必证明。风记得，山记得，我记得。
走在废墟上，每一步都像踩着往日的脚印。
我看见宿舍楼前那棵老樟树还在，树干粗了一圈，树冠遮住了半边天。当年有很多矿工大哥哥在这棵树下乘凉、下棋、吹小号。廖五哥会唱会弹，一首《爱的罗曼史》能让整栋楼的女工趴在窗口听。后来他去了深圳，听说做了房地产，再后来没了消息。
我看见食堂门口那排水龙头还在。当年每天早上，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几百号人端着搪瓷盆刷牙洗脸，水花四溅，笑声不断。有人在龙头下洗头，有人蹲在台阶上吃早餐，有人趁水房开门前排队的间隙，偷偷抽一根烟。
我看见那片篮球场还在，水泥地上还有当年龟裂的痕迹。当年矿区的篮球赛，全矿的人都来看，场边挤得水泄不通。欢呼声、哨子声、敲脸盆声，震得对面山上都能听见。年少的我还在他们比赛间隙投进过一个三分球，全场沸腾——那个瞬间，我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每一个门前，都似乎还有一堆热闹的人群。依稀有声音从时间的深处传来：食堂开饭的军号声、大礼堂放电影前的喧哗、广播里《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宿舍楼下那台破录音机里循环播放的《大约在冬季》……
我闭上眼。声音更清晰了。
一阵风从山坳那边吹过来，温热而湿润。它掠过废墟上的每一块砖瓦、每一丛野草、每一朵不知名的野花，然后扑在我脸上。那一瞬间，我的眼眶忽然热了。我分不清这阵风里裹着什么——是三十多年前他们浇筑在混凝土里的汗味？是面包房新出炉的面包的焦香？是宿舍楼前那排栀子花的甜腻？还是——
是离散多年的孩子见到母亲时的委屈。
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滚烫感慨。
这风一浪接着一浪，从山谷那头翻涌过来，好像要把整个往昔都推到我的面前。我几乎招架不住，伸手扶住了身边一堵残墙。砖缝里长出一丛野草，开着细碎的白花，在风里轻轻摇晃。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时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你以为自己在向前走，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你以为已经遗忘的，风会帮你记住。
三十多年前，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会回来。矿挖完了，企业破产了，机器拆走了，能走的人都走了。像我爸、我哥一样的矿工们，如蒲公英的种子，被命运的风吹散到天南海北。他们去了城市、去了工厂、去了机关、去了学校，在各自的人生里摸爬滚打，娶妻生子，升职退休，一晃就是大半辈子。
而留下来的，是那些走不了、或者不想走的人。
刘师傅就是其中一个。他当年从湘中而来，在矿上干了十八年，娶了当地的婆娘。矿破产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回老家，但婆娘说，这儿是家了，还能去哪儿？他就在废墟边上的老房子里住了下来，种菜、养鸡、喂一条黄狗。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门口剥玉米，满手老茧，满脸皱纹，但眼神清亮。
他说，这儿安静，习惯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抬眼望了望远处的山，像望一个老朋友。
还有游姐——不，现在应该叫游书记，清官渡村党支部书记，但所有人都叫她游姐儿。她是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总在商店门口跳皮筋的小丫头，父亲是矿工。七八岁的年纪，矿上的人从她家门口过，总要逗她：“小游，长大嫁给我家儿子不？”她就翻个白眼，啐人家一口，跑远了。
谁也没想到，那个翻白眼的小丫头，成了这片废墟上最野蛮生长的一个人。
当年矿上的人都走了，她没走。她就像山里一株土浆木——那种我叫不出学名的树，根系能扎进岩石缝隙，枝干被风吹歪了还能再长直。她在废墟上种果树、建大棚、搞养殖，带着村里的老矿工和留守的乡亲们，硬是在这片被掏空了资源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产业。
她带我们去看她的产业基地，指着一大片蔬菜大棚说，这是去年新上的项目，销路好得很。她说，明年要把矿区废墟申请成工业遗址，要建一个磷矿博物馆，要把那些机器从废铁堆里找回来，要把清官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我看着她风风火火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个词：生生不息。
这片土地上，机器声熄灭了，人的声音还在。矿挖空了，地还活着。先前为生活奔波逃离的人，把清官渡当成了远方的故乡，偶尔回来凭吊一下青春；而留下来的人，把清官渡当成了脚下的土地，用双手让它重新生长。
谁更爱这个地方？我说不清楚。
但我清楚的是，废墟不是终结。废墟是另一种开始。人生也是如此——你以为走到尽头的地方，往往正是新的路口。
三回清官渡，每一次都觉得像梦。
是梦吗？礼堂里回荡了三十多年的余音，依然那么清晰。那些砖瓦和墙垣，一草一木，都在告诉我：过去是真的，青春是真的，那些汗水和泪水都是真的。
不是梦吗？当年的小丫头成了村里的一姐，大气豪爽，睿智精灵，温婉好客。她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废墟可以不荒凉，过往可以不遗忘，离开的人有地方可回，留下的人有未来可期。
我把这两种感受写进诗里：
这里曾是磷矿子弟梦开始的地方，
每一块砖瓦都藏着一句未写完的诗行。
它也是流浪的我们心中不变的远方——
来与不来，它都在沧桑里沉默，在变迁里生长，
像一株被砍断又重生的树，
把根扎进岩石，把枝叶伸向遗忘。
还是常来吧，
这里不是地理的坐标，而是时间的渡口。
它是心的故乡，
是我每一次转身时，
灯火仍然亮着的地方；
是我每一个重要时刻，
不必说出名字的祈祷方向。
是的，来与不来，它都在那里。
但常回来看看吧——不是因为废墟需要凭吊，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安放那些无处安放的乡愁。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在你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生长，在你回来的那一刻变得具体，而在你再次离开之后，又变成了一盏永远亮着的灯。
离开的那天下午，我特意等到黄昏。
我站在那片废墟的最高处，看夕阳一寸一寸地沉下去。天边的云被烧成橘红、深紫、灰蓝，一层一层地晕染开去。山冈上那丛郁绿的后面，最后一抹光迟迟不肯退去，像一个恋恋不舍的告别。
所有的颜色都沉静下来。黑暗还远。
我想起那首诗，三十多年前读过，今天还要读。十四岁的时候，我喜欢将暮未暮的原野，因为那里有懵懂的梦想不肯散场。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喜欢将暮未暮的人生，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已成型，而结局尚未来临。人生的妙处，恰恰在于这个“未”字——未完成，未定局，未落幕。只要还有一缕光，就还有最后一笔可以画下去。
清官渡也处在它的“将暮未暮”之中。
暮色——那些机器轰鸣的岁月已经过去，繁华已经落幕，废墟提醒着每一个来的人，这里有过辉煌。未暮——新的生命正在废墟上生长，游姐们的眼里有光，刘师傅们的田里有菜，新的产业、新的希望在每一寸土地上破土而出。
天快黑了，但天还没黑。
这就是最好的时候。
车子发动了，我从后视镜里看那片废墟越来越远。暮色四合，山影重叠，清官渡慢慢地融进了暗蓝色的天幕里。但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照在废墟上，也照在新芽上；照在刘师傅剥玉米的院子里，也照在游姐新建的大棚上；照在我这个游子的沧桑上，也照在下一个四十年、那个还没到来的未来上。
清官渡，你是磷矿子弟们梦开始的地方。
也是我辈心中不变的远方。
来与不来，你都在沧桑变迁里生生不息。
那就祝福吧。
祝福留下来的人——愿废墟上开出更美的花，愿老去的身体里有不老的心，愿每一寸土地都不辜负汗水和守望。
祝福离开的人——愿每一个游子都有故乡可回，愿每一次归来都有人等、有灯亮、有热茶和旧话。
祝福这片将暮未暮的土地——愿黄昏长一些、再长一些，愿最后一笔激情，写出一个比当年更美的篇章。
也祝福我自己。能在这将暮未暮的人生里，回到将暮未暮的故园，看一场将暮未暮的日落。
够了。（吴仁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