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她经济”以强劲态势崛起为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引擎。2025年全网女性活跃用户规模已达6.24亿,其消费决策权与市场影响力持续攀升。然而,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就业参与率的提升为“她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主体条件;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对女性消费的介入,正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使女性在不自觉中陷入消费异化的困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框架,从恩格斯关于私有制与妇女受压迫关系的经典阐释出发,系统分析“她经济”的现象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内在悖论,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揭示女性在消费领域的异化表现,并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核心理念,提出超越“消费主体—劳动主体”二元对立、回归劳动价值本位的实践路径,为理解当代中国女性发展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提供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她经济;消费异化;资本逻辑;劳动主体
一、引言
当代中国,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经济现象。据2025年“她经济”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月,全网女性活跃用户规模已达6.24亿,同比增加2.6%,占据全网近50%的份额,预计“她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在2025年达到12.8万亿元【29†L28-L29】。女性在消费领域的影响力已远超其人口占比所对应的范畴,成为驱动中国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已达50.2%,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占比达51.8%;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达43.9%,在互联网、医疗、教育、金融等核心领域女性从业者占比均超过50%。这些数据共同勾勒出一个教育水平全面提升、经济参与度显著增强的女性群体图景。
然而,这一看似繁荣的表象之下,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亟待回答:女性消费力的崛起,究竟是女性解放的成果表征,还是资本逻辑对女性主体性的新的收编?在日常经验中,“她经济”被广泛理解为女性经济独立、社会地位提升的自然产物,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取悦自己”“独立女性”等消费主义话语。但仔细审视不难发现,这些话语的落点最终无一例外地指向购买行为——女性的自我实现似乎越来越必须经由消费来确证。消费场域中的“女王”荣耀,究竟是真实的解放,还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幻象?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我们提供了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妇女所受压迫代表最早的阶级压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对妇女地位的颠覆性影响,认为“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从异化劳动的视角,揭示了私有财产与人的自我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将这两条理论线索贯通起来可以发现,“她经济”作为一个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背景下形成的现象,其本质并非单纯的女性消费力增长,而是资本逻辑与性别关系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框架,对“她经济”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诊断与批判,以期揭示其内在逻辑与潜在风险,为中国女性在新时代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参照。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梳理“她经济”现象的规模特征与结构性基础;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核心原理出发,分析“她经济”形成的历史逻辑与动力机制;再次,运用异化理论揭示女性消费中的四重异化表现;复次,剖析“她经济”的核心矛盾——消费主体与劳动主体的紧张关系;最后,提出回归劳动主体地位、超越消费主义迷思的实践路径。
二、“她经济”现象及其结构性基础
(一)规模特征:从消费力崛起到市场话语权确立
“她经济”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有着坚实的市场数据支撑。截至2025年1月,中国全网女性活跃用户规模达到6.24亿,同比增加2.6%,占据全网近50%的份额,人均使用时长达173.6小时,高于全网平均水平。在消费能力方面,2000元以上消费能力的女性用户占比达到33.1%,终端价格超过2000元的女性用户占比超过六成。这些数据表明,女性不仅是互联网空间的主要参与者,更是线上高消费群体的核心构成。
从消费结构来看,女性消费呈现多元化特征。艾媒咨询2026年的数据显示,“她经济”消费主力集中在26-45岁中青年女性(占比超八成),以已婚有子女群体、本科学历群体、中等收入群体(5001-12000元/月)为主,核心分布在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女性消费者的行为已从单纯的物质满足转向更深层次的情绪价值追求。央视财经《美好生活大调查》显示,在2026年预计增加消费的动因中,“情绪价值”以43.24%的占比位列女性选择首位,这一比例不仅高于男性的40.82%,更超过“功能需要”近15个百分点。京东调研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58.1%的女性将“内核稳定”列为2025年自我突破的首要关键词,健康健身、科技智能、自我提升、情绪疗愈成为女性消费的四大关键词。
从具体品类来看,女性消费覆盖美妆护肤、健康管理、文旅娱乐、运动健身等多个赛道。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女性健康市场规模从1000亿元跃升至1500亿元,两年增长达50%。2025年,女性在智能穿戴设备市场的用户占比已达52%,且更偏好具备健康监测与时尚设计融合的产品。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美妆护肤以35.27%的占比高居女性情绪消费榜首,服饰鞋配以34.48%紧随其后,饮食以31.82%位列第三,娱乐以31.03%位列第四。这种“颜值经济领先、即时体验紧随、疗愈生活崛起”的消费结构,反映了当代女性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功能型向体验型的深刻转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2.7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6万亿元,而女性正是这一赛道的核心驱动力,体验型消费占比已突破62%。2024年,中国女性人口达到6.89亿,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年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2万元。尼尔森IQ预计,到2030年女性将占全球自由裁量消费支出的75%。这些数据共同绘制了一幅女性消费力量持续扩张的图景。
(二)结构性基础:教育提升、就业参与与经济独立的三重支撑
“她经济”的崛起绝非凭空而至,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基础。教育获得权的平等是这一现象的根本前提。2025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50.2%,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占比51.8%,这意味着在高等教育的每一个层级,女性不仅未被边缘化,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超越。《2025届大学生就业供需洞察报告》同样显示,当年高校毕业生中女性占比51.1%,略高于男性的48.9%。这种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为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和积累个人财富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经济参与度的增强是第二重支撑。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达43.9%,其中互联网、医疗、教育、金融等核心领域的女性从业者占比均超过50%。当前职场女性平均月薪为8978元,较上年有所上涨。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直接带来了消费自主权的确立。研究表明,中国女性掌控着约70%的家庭消费支出,25至40岁女性在美妆、母婴、家居等品类上几乎完全主导购买决策。女性年薪越高,家庭财权越大——年薪50万以上的女性中,70.5%掌握家庭财政大权。
社会地位的提升是第三重结构性支撑。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女性占比创历史新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实施为女性就业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女性创业者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目前我国女性创业者占比已超过40%,在数字经济、直播电商等新兴领域接近50%。2025年末,全国创业担保贷款余额中女性个人贷款占比超过62%,累计发放女性创业担保贷款超3800亿元。
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角度来看,教育提升、就业参与与经济独立之间的正向循环,构成了解放女性生产力、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深刻指出,妇女解放的前提首先是制度前提,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平等和劳动参与的扩大,是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获得独立人格的历史性进步。然而,正是在这种进步之中,资本的运作逻辑开始发挥作用,将女性的主体性纳入消费主义的轨道——这构成了“她经济”繁荣表象下的深层矛盾。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下“她经济”的形成逻辑与动力机制
(一)历史逻辑:从私有制到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
要理解“她经济”现象的本质,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妇女地位变迁的历史阐释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系统论述了妇女地位跌落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最初两性劳动分工是根据男女生理差异自然形成的,在母系氏族时期,妇女因采集、种植所得收入比较稳定,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受到高度尊敬。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男子从事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私有财产随之形成。“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随之下降,“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恩格斯由此作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马克思则从异化劳动的视角补充了这一分析:私有财产的存在必然造成异化劳动,也是作为人口再生产主体的女性被压迫被剥削的根源。恩格斯在《起源》中进一步分析了家务劳动由公共劳动变为私领域劳动、女性被限制于私领域而缺乏公共权力的过程,揭示了女性地位丧失的制度根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观念是理解包括压迫妇女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关键。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性别劳动分工是两个核心因素——前者构成了性别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后者则固化了这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这一历史分析对我们理解“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私有财产制度和家庭结构在历史上曾经使妇女沦为附属地位,而当代女性经济力量的崛起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向运动”——女性通过教育获得、劳动参与、经济独立,重新获取了被剥夺的经济权力和社会话语权。然而,问题在于,这一反向运动是否真正实现了妇女解放的历史目标?在“她经济”的语境中,女性重新获得了消费场域中的主导权,但这种主导权是在资本的引导和塑造下被赋予的,其本质是资本对女性购买力的经济性收编,而非女性主体性的真正复归。
(二)动力机制:资本逻辑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合谋
“她经济”局面出现并持久存在的原因,既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有资本对女性消费的刻意引导。“她经济”成因分析及其伦理困境的研究指出,在资本对社会和文化的渗透下,女性的自我觉醒精神被加以利用,本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价值确立的手段在不自觉间成为资本剥削的一环。换言之,“她经济”是女性主体性与资本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共谋”关系。
从女性主体性的角度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其消费力释放的根本动力。长期以来,女性在家庭消费中扮演着代理者的角色,负责家庭的日常开销与用品采买。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消费从“为家庭购物”逐渐转向“为自己购物”。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被纳入消费决策的考量维度——摒弃“唯分数、唯文凭”的片面观念,在夯实专业学识的基础上,女性开始通过消费来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方位培育和自我塑造。“悦己”“取悦自己”“宠爱自己”等消费话语的核心逻辑,正是将消费行为与自我价值实现划上等号。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本质上是积极的,它反映了女性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愿望。
然而,从资本逻辑的角度看,女性的消费力成为了资本实现增殖的重要渠道。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她消费”被作为撬动消费的商业永动机,进而在广告和传媒的反复强化下建构起了“消费的女王”形象。商业资本通过精心设计的营销话语,将“独立”“自由”“强大”等价值符号与消费行为绑定,使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资本的忠实消费者。这一过程遵循着情感资本化的资本逻辑——人们的情感触发了消费的欲望,资本则通过生产“伪情感”来不断触发和满足这种欲望,将其转化为增殖的手段。
女性被资本视为市场上最具潜力的消费群体。2023年“她经济”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这个数字足以比肩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巨大的市场利益使各路资本争相进入女性消费赛道,通过定义“女性需要什么”来引导和塑造市场需求。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女性在网络上被视为消费市场的主力,是由社会角色、资本推动与媒介特性三方共谋的结果。这种三方共谋的格局,使得“她经济”的繁荣在表象之下隐含着一种深刻的悖论:女性越是通过消费来表达自己的独立和强大,就越是陷入资本设置的话语框架之中。
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视角看,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消灭的条件下,女性的经济进步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妇女的彻底解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妇女解放的前提首先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的历史进步性,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对女性消费的操控和剥削本质。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将“她经济”等同于女性解放,而应当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其内在矛盾和潜在风险。
四、“她经济”的异化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批判性分析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核心要义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揭示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是沦为自己产品的奴隶;劳动者投入劳动的时间越多,他就越是丧失作为人的主体性。“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是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经典概括。
马克思后来指出,私有财产的存在必然造成异化劳动,也是作为人口再生产主体的女性被压迫被剥削的根源。这一判断为理解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处境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视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不只存在于生产领域,同样存在于消费领域。当消费从满足人的真实需要的手段异化为资本实现增殖的工具、从人的自主选择行为异化为被资本驱动的被动行为时,消费异化便发生了。
有学者从异化理论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女性发展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为女性劳动的异化、女性身体的异化、女性消费的异化和女性身份的异化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西方女性主义异化理论的本质是批判资本,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则为女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实现全面发展的根本原因提供了更为系统和本质的解释。这一分析框架对理解“她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女性消费中的四重异化
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当代学者对女性异化问题的分析成果,可以将“她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归纳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第一,情感的异化。在数字消费中,女性情感被纳入算法驱动的数据逻辑并资本化。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商平台通过精准推送和算法推荐,将女性的情感需求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进而引导消费决策。例如,当女性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今天心情不好”时,平台可能推荐“给自己买个小礼物犒劳一下”的相关商品;当女性关注某个护肤话题时,平台会持续推送相关产品和“安利”内容。在这种数字化情感匹配中,真实的情绪体验被简化为消费的触发器,人的情感被资本逻辑所征用。
“乙女游戏”“陪玩陪聊”等虚拟“她消费”则成为更极端的案例。作为性别消费的一种社会表征,虚拟“她消费”在本质上受资本操控、以生产“伪情感”为手段来实现情感资本化,极易加深消费异化和情感异化。当女性在这种虚拟关系中寻求情感慰藉时,她们的情感投入实际上被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手段,真实的情感需求与商品化的情感供应之间形成了一种异化的关系。
第二,身体的异化。在自我消费中,女性身体受制于社交媒体的审美规训机制而商品化。美妆护肤以35.27%的占比高居女性情绪消费榜首,服饰鞋配以34.48%紧随其后,这一消费结构的背后是社交媒体所建构的审美标准在发挥作用。社交媒体上的“滤镜美学”“完美身材”“冻龄神话”等话语,持续对女性进行身体规训,使女性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身体的“管理”和“改造”之中。女性的身体不再是属于她自己的身体,而是被社会规范和资本话语所规训的对象,是需要在消费中不断“完善”的商品。
第三,劳动的异化。在家庭消费中,女性的劳动被界面化操作彻底吞噬在数字化平台中。双职工家庭中,女性仍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女性每天要花15.35%的时间在无偿家务与照护劳动上,而男性只有5.9%,女性承担的照护时间竟是男性的3倍以上。即便是在消费行为中,女性也往往扮演着家庭采购代理者的角色,为家庭成员的各类需求付出时间和精力。当消费平台以“方便快捷”“一键下单”等话语呈现时,它们遮蔽的是女性在家庭消费中的劳动价
(第一作者岳香杉,第二作者王晓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