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亟需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的原创经济理论。余求宝教授提出的“预经济学”,以“预见—预置—预分配”为核心逻辑,通过“余氏价值方程”( V =α(B×D²)与“595社会结构模型”构建量化分析框架,并设计“按劳、按数、按需、按资”的四维分配机制,尝试超越传统事后调节范式,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治理提供新范式。本文系统阐述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并运用浙江“数据得利”、贵州“数字认养”、深圳“碳普惠”等本土案例展示其解释力。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该理论在概念操作化、因果识别、与既有理论对话及学术开放性方面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提出具体研究路线图。研究认为,预经济学展现了鲜明的本土创新意识与数字时代适应性,但其未来生命力取决于能否从“理论启发”跃迁至“可检验、可应用、可争鸣”的科学范式。
关键词: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余氏价值方程;595模型;预分配;数字经济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由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引领的深刻变革。传统经济学多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侧重边际分析、静态均衡与事后调节,在解释平台经济、产消融合、算法协调、预期主导型增长等新现象时日益显现出解释力不足。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等独特命题,亟需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供给。
在此背景下,余求宝教授创立的“预经济学”应运而生。该理论不仅提出“预期先于事实、价值前置配置”的理念,更通过“余氏价值方程”将“预”的逻辑予以量化,并通过“595社会结构模型”揭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协同机制,同时融合中华文化“未雨绸缪”的治理智慧,试图构建一套兼具文化主体性与技术前沿性的新分析框架。然而,任何新兴理论要真正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组成部分,不仅需要新颖的概念和叙事,更需要清晰的操作化定义、可验证的实证基础、与既有知识的建设性对话,以及开放的学术批评。本文旨在既充分认可预经济学的创新价值,又审慎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走向成熟的可行路径。

二、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与创新价值
(一)核心逻辑:从事后补救到前瞻布局
预经济学将经济活动重新定义为“基于优质预期的价值共创过程”。其三大支柱包括:
1. 优质预期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稀缺资源——不同于理性预期假说中“无偏预测”的被动角色,预经济学强调通过制度设计主动塑造高承诺、高履约、高信任的预期环境(即高 α 值);
2. 治理逻辑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布局”——通过预订、预售、预转让等预定交易机制提前锁定供需,降低不确定性;
3. 价值可在生产前通过制度实现“预分配”——构建“自然资源全社会共有、社会财富全民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制结构,并推行四维分配机制(按劳分配、按数分配、按需分配、按资分配)。
由此形成“预见—预置—预分配”的闭环治理逻辑。
(二)理论基石与量化表达
——产消者理论: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数据生产者,其行为数据构成价值创造的输入。
——预消费原理:消费者基于对未来服务或收益的预期提前支付,企业据此组织柔性生产。
——生产性交易理论:交易对象扩展至未来产能、数据权益与收益权,交易过程本身即参与价值创造。
——预分配理论:通过智能合约、算法协议或政策工具,在价值产生前明确各参与方的分配比例。
“余氏价值方程”的角色与边界:
V = α(B ×D²)
该方程将总价值 V 表达为基础数据 B 、数字要素投入量 D 及其平方项、以及价值系数 α(反映预期质量,如承诺履约率、信任水平)的函数。需要明确的是:此方程目前应被理解为概念性表达,而非经过计量验证的结构方程。它富有启发性地指出了两点可能性:
· D²暗示数据要素可能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性(类似网络效应);
· α强调制度与信用对价值实现的放大作用。
在学术定位上,该方程与内生增长理论(如罗默模型中将知识或研发投入作为增长引擎)存在亲缘性,但预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将“预期质量”显式地纳入乘数因子,并强调“预分配”的制度设计。

(三)595模型:预经济学的社会结构载体
预经济学不仅提供宏观治理逻辑与量化表达,更进一步构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协作范式——595模型(又称595社会结构模型)。该模型旨在解释“优质预期”这一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分布与协同机制,并试图破解传统经济模式下的阶层固化问题。
1. 两群划分:预期塑造者与预期参与者
· 5% 预期塑造者:包括具备数据优势、研判能力和资源优势的主体(企业、政府、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其核心职责是通过数据分析与科学研判,塑造可信的优质预期,发布合理承诺,引导资源配置。在余氏价值方程中,预期塑造者主要承担构建高 α(履约率与信任水平)环境和扩展数字网络节点 D 的战略角色。
· 95% 预期参与者:包括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数据提供者等广大普通社会群体。其核心职责是参与预购、预售、数据贡献、劳动付出等活动,践行优质预期。他们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力量,通过参与行为获得劳动报酬、数据收益和投资回报。
2. 协同逻辑:从线性增长到指数跃迁
595模型并非静态的阶级二分,而是强调动态协同。当95%的参与者提供基础数据( B )与行为数据,并与5%塑造者构建的数字网络节点( D )形成平方级共振时( D²),整体社会价值呈现指数增长。同时,5%塑造者的信用水平( α)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的价值效率——若预期失信,则价值系数趋近于零。
3. 分配正义:共同富裕的微观路径
该模型与预经济学的“四维分配机制”深度耦合:
——按劳分配:95%参与者的劳动投入获得基础回报;
——按数分配:参与者的数据贡献( D )被量化并纳入收益分成;
——按需分配:通过预分配机制兜底弱势群体;
——按资分配:规范资本收益,防止5%塑造者攫取超额利润。
通过这一机制,595模型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通过参与预期管理、数据贡献和预消费”来实现财富积累与阶层跃迁的新路径,而非单纯出卖劳动力。
(四)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预经济学并非否定西方经济学,而是试图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进行结构性补充。理性预期学派虽强调前瞻性,但仍以市场出清和个体理性最大化为前提;预经济学则聚焦集体预期的质量( α )与数字要素的普惠性( D ),并主张通过制度干预提升 α、扩大 D 的覆盖范围。与机制设计理论相比,预经济学的“预分配”思想可以视为一种事前激励相容机制——通过在生产前锁定分配规则,降低事后讨价还价的效率损失。厘清这些联系与区别,有助于预经济学融入主流学术对话。
三、预经济学对“时代四问”的应答
(一)时代之问:破解数字经济转型发展命题
面对平台垄断、数据产权模糊、就业结构剧变等挑战,预经济学提出:通过提升 α 值(如建立国家级信用基础设施)与释放 D 潜能(如个人数据账户制度),可激活全民参与价值创造的能力。余氏方程暗示,当 D 广泛分布于普通民众,且 α 由制度保障,总价值有望实现非线性的包容性增长。595模型进一步说明:5%的预期塑造者(平台、政府)与95%的参与者(普通用户)之间的信任协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中国之问: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
在超大规模经济体中推进并联式现代化,需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预经济学倡导在重大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绿色转型等领域实施“预置型投资”与“预分配型激励”。例如,在新能源项目启动前即设定社区居民的数据分红权,使发展成果在源头共享。595模型在此提供了操作框架:政府与企业作为5%塑造者发布承诺,居民作为95%参与者提供行为数据并享受预分配收益,形成“承诺—参与—共享”的正向循环。
(三)人民之问:锚定共同富裕发展核心诉求
预分配机制可将“共同富裕”从再分配阶段前移至初次分配。例如,在直播电商生态中,主播、平台、观众(提供互动数据)可依据预设算法实时分润,使“观看”行为也被纳入劳动贡献。595模型中的95%参与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通过数据贡献获得“按数分配”的权利主体。这契合人民对参与感、获得感、尊严感的期待。
(四)世界之问:贡献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
面对逆全球化与供应链碎片化,预经济学提出“预期协同”新思路:通过跨国数字基础设施共建、跨境数据收益共享机制、气候融资的预分配模型,推动从“规则竞争”转向“价值共创”。595模型所内含的“施人所欲,得己所需”的合作逻辑,比单边制裁更具可持续性。
四、本土实践案例:启示性与待深化之处
(一)浙江“数据得利”个人数据账户试点
2023年起,浙江省试点“个人数据资产账户”制度,居民授权使用行为数据后,平台按智能合约返还收益。截至2025年底,人均年数据收益约180元,授权意愿提升47%。此案例展示了“按数分配”与595模型中“95%参与者通过数据贡献获益”的可行性。但从因果识别角度看,授权意愿的提升可能同时受到隐私教育、平台补贴等因素影响。未来可设计准实验,比较同一城市中参与账户试点的社区与非试点社区在数据授权率和收入变化上的差异。
(二)贵州“村集体预购+数字认养”乡村振兴模式
贵州黔东南州合作社推行“数字认养”:城市消费者预付资金认养农产品,农户据此组织生产,消费者互动数据计入分红。该模式使农户收入稳定性提升60%,滞销率趋近于零。这一结果与订单农业的传统效应高度重叠,难以单独归因于“数字分红”机制。建议未来研究增设控制组(仅采取传统订单农业的合作社),以分离“预购”与“数据分红”的净效果。从595模型看,平台/合作社扮演5%塑造者,消费者与农户共同构成95%参与者,实现了预期协同与价值预分配。
(三)深圳“碳普惠+预分配”绿色金融创新
深圳“碳普惠2.0”平台将市民低碳行为量化为碳积分,预先设定碳收益池分配比例(60%社区项目、30%个人奖励、10%运维)。2025年数据显示低收入群体参与率达78%,显著高于传统碳市场。此案例初步支持“预分配”有助于包容性参与,但仍需考察参与率差异是否源于宣传方式或社区动员力等混淆因素。该案例生动体现了595模型中5%塑造者(政府/平台)通过制度设计保障95%参与者(市民)共享绿色转型收益。
(四)湖北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探索(595模型初步实践)
在湖北等地的初步实践中,课题组尝试利用595模型整合农村资源:通过GPC数字化平台将农民(95%参与者)的生产数据与政府或龙头企业(5%塑造者)的市场预测对接,实现产销精准匹配,提升农民收入稳定性。虽然目前尚未有公开的定量评估报告,但其设计逻辑与贵州案例形成呼应,为预经济学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又一场景。
案例小结:上述案例生动地体现了预经济学的逻辑内核,为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锚点。但当前证据多为描述性统计,尚未严格证明因果效应。这并非预经济学特有的问题,而是新兴理论早期的普遍状态。明确这一点,有助于避免过度宣称,并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五、走向成熟:关键挑战与研究路线图
(一)概念操作化与模型可检验性
· α 的操作化:可将其定义为“基于区块链或信用平台的承诺兑现率”,测量单位例如:预售订单最终履约比例;或平台争议仲裁中消费者胜诉率。
· D 的操作化:人均每日有效数据贡献量(经脱敏后,数据条目数或数据资产估值)。
· 模型的检验形式:目前余氏方程更适合作为定性启发工具。若要实证检验,需先推导出具体的计量形式,例如取对数后: ln V = ln alpha + ln B + 2ln D ,再收集企业或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但需注意 V 的测度(GDP、平台交易额、用户福利等)以及内生性问题( D 可能受 V 反向影响)。
· 595模型的比例问题:5%与95%的划分是经验概括还是理论必然?不同行业、地区是否存在比例差异?这需要后续实证研究予以校准。
(二)从案例启示走向因果推断
建议未来采用以下方法:
1. 随机对照试验(RCT):在平台或社区层面随机实施预分配规则,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效率与公平指标。
2. 断点回归:利用规则阈值(如数据贡献量达到某个临界值才获得分红)来识别效应。
3. 合成控制法:将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进行匹配,评估政策净效果。
4. 结构方程模型:对余氏价值方程进行路径分析,检验 α、 B 、 D 对 V 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三)与既有理论的建设性对话
预经济学应主动与以下理论分支对话:
· 承诺机制(Kreps & Wilson):高 α可视为一种“品牌资本”或“声誉抵押”,降低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 不完全契约理论(Hart & Moore):预分配框架可看作是在签约前就剩余控制权进行预先分配的一种尝试。
· 行为经济学中的“社会偏好”:预分配可能通过激活公平感知来提升合作意愿,这需要实验证据支持。
· 社会分层理论(如布迪厄的资本形式):595模型可对话于“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新型资本形式及其在不同阶层间的分布与转化。
(四)学术开放性与批评文化建设
目前预经济学多见于内部报告与媒体传播。建议:
· 将理论核心论文投递至同行评议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或国际期刊),接受盲审。
· 建立开放数据平台,公开案例原始数据(脱敏后),允许其他研究者复现和扩展分析。
· 每年举办“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辩论,并出版讨论文集。
· 设立专项基金,鼓励第三方独立研究者对预经济学的核心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六、结语:从理论启发到科学范式
余求宝教授创立的预经济学,以“余氏价值方程”为启发式工具,以“595社会结构模型”为协同框架,以“四维分配”为制度骨架,以“中华文化+数字文明”为底色,准确捕捉了数字经济时代对前瞻性、包容性、人本性经济治理的迫切需求。它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简单否定,而是一次立足中国大地的范式重构尝试。浙江、贵州、深圳、湖北等地的实践表明,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已经开始在中国改革前沿自发生长。
然而,理论的开创性不等于理论的成熟性。预经济学目前尚处于“理论启发”阶段。其未来价值取决于能否完成以下跃迁:
· 从“方程意象”到“可估计的计量模型”;
· 从“成功案例描述”到“严格因果推断”;
· 从“内部视角”到“学术共同体检验”;
· 从“孤立创新”到“与主流理论建设性对话”;
· 从“定性两分(5% vs 95%)”到“经验可变的连续分布”。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需要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也需要建立比西方更高的学术标准——更清晰的概念、更严格的检验、更开放的批评。预经济学有机会成为这一进程的先行者。唯有以科学精神直面挑战,以实践智慧回应人民,才能真正做到“立足本土、解释中国、贡献世界”。期待预经济学在持续的自我革新中,从一颗有潜力的种子,成长为一棵经得起风雨、结得出果实的学术之树。(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 潘慧中、张万里、朱劲松、张娌嫣、卓存丰)
参考文献
[1] 余求宝. 预经济学:数字时代的前瞻性治理框架[M]. 北京: 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 2025.
[2]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个人数据账户试点年度报告(2025)[R]. 杭州, 2026.
[3] 贵州省乡村振兴局. 数字认养模式助力黔东南州农户增收案例汇编[R]. 贵阳, 2025.
[4]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碳普惠2.0平台运行评估报告[R]. 深圳, 2026.
[5]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 1002-1037.
[6] Kreps, D. M., Wilson, R.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82, 27(2): 253-279.
[7] Hart, O., Moore, J.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119-1158.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