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与旧地图：预经济学视域下数字经济时代的认知重启——兼论决策信任经济的范式革命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熟悉的经济形态、全球分工与市场逻辑正在加速消逝。当“旧地图”无法指引“新大陆”的航向，认知重启成为时代命题。本文以余求宝教授创立的预经济学为理论工具，以“决策信任经济”为创新视角，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体系的范式转换。研究发现：预经济学以“预见产生价值”为核心，通过“预订、预售、预转让”的预定交易模式，为企业与个人提供了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预见”的认知框架；而“决策信任经济”作为预经济学的实践延伸，揭示了数字经济时代信任机制的演化路径——从制度信任、技术信任到决策信任的跃迁。在“大争之世”，唯有以“预”破局、以“问”探路，方能摆脱“刻舟求剑”的思维惯性，在变局中开辟新局。到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每一个经济主体完成从“用旧地图”到“绘新大陆”的认知跃迁，更需要构建以“决策信任”为核心的新型经济秩序。

关键词：预经济学；数字经济；认知重启；预定交易模式；决策信任经济；大争之世

引言：正在消失的旧世界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正在加速消失。

对经济领域而言，这种“消失感”尤为真切。全球分工体系遭遇重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市场整合的逻辑遭遇挑战，甚至我们对“经济”本身的理解，也在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变得模糊不清。用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讲，就是“大争之世”来了。在这样的时代，很多事物的逻辑都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思想方法也必须调整，否则就会变成刻舟求剑，陷入教条主义。

现在就给这个世界经济走向做一个定性的描述，还为时过早，还不能下最终结论。我们只能说，变化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趋势，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当旧地图无法指引新大陆的航向，认知重启就成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余求宝教授于2022年创立的预经济学，以其“前瞻性预测、精准化配置、实操性落地”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绘制“新大陆”的方法论指南。这门以“预见产生价值”为核心的学科，恰好回应了“大争之世”的核心命题：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如何在对未来的预判中赢得主动？而更值得深究的是，在“预见”成为核心生产力的同时，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正在悄然浮现——“决策信任经济”。它既是对预经济学的实践延伸，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信任机制演化的必然产物。

一、旧地图的失效：大争之世的认知困境

1.1 “两个根本转变”的延长线与新挑战

吴敬琏教授在2025年11月的财新峰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仍行走在“九五计划”确立的“两个根本转变”延长线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这一论断锚定了中国经济长期演进的核心主线。

然而，历经近三十年的推进，这条延长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体制层面，市场配置仍存在局部信息壁垒，资源错配现象未完全消除；增长层面，传统产业转型动力不足，高技术增量领域投资精准度欠缺，绿色低碳发展与短期效益平衡难度较大。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破解，根源在于我们仍在用“旧地图”的思维应对“新大陆”的挑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细胞，传统的“价格信号-资源配置”机制正在被“预期信号-信任配置”机制所补充甚至替代。当经济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对未来的预判，决策本身的“可信度”就成为新的稀缺资源。这正是“决策信任经济”诞生的现实土壤。

1.2 预期先于事实：经济基石的迁移

预经济学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变化：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已从实体资源配置效率，转向对未来的集体预期塑造与管理。在工业时代，经济价值根植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实体要素；但进入数字时代，价值创造的逻辑发生根本转变——经济价值越来越体现为“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即市场对未来的集体预期。

特斯拉的万亿市值，并非源于当下汽车销量，而是市场对其主导未来交通、能源与AI生态的坚定预期。马斯克宣称“手机即将消失”，也并非单纯的技术预言，而是一场“预期战争”——通过重塑社会认知，将资源与注意力提前从移动互联网范式，引向他主导的新赛道。这种“预期塑造价值”的逻辑，正在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谁能更快、更可信地勾勒未来图景，谁就能吸引顶尖人才、捕获资本、设定行业标准，最终让预期自我实现。

用旧地图的眼光看，这些现象难以理解；但在新大陆的坐标系中，这正是经济运行的常态。而这一常态的底层支撑，正是“信任”——市场之所以愿意相信特斯拉的未来，不是因为它的现在，而是因为它持续构建的“决策可信度”：每一次产品发布、每一次技术突破、每一次愿景宣示，都在累积一种新型资本——决策信任。

1.3 刻舟求剑的警示：思想方法必须调整

“大争之世”的本质，是旧范式的失效与新范式的待立。在这样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变化本身，而是用不变的思维应对变化。刻舟求剑的寓言之所以流传千年，正是因为人类总是倾向于用过去的经验推断未来的走向——当船已前行，剑落之处早已不是当初的位置。

当前，我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斗争和生活方式的竞争，特别强调经济逻辑，强调全球分工与市场整合。但我们熟悉的东西都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看待世界的思想方法必须调整。预经济学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了一套适应“大争之世”的认知框架——不是用历史数据推断未来，而是用前瞻预判引导当下。而“决策信任经济”的提出，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认知框架的社会基础：在预期驱动的经济中，谁拥有“决策信任”，谁就拥有定价权；谁失去“决策信任”，谁就被市场抛弃。

二、新大陆的坐标：预经济学的理论图景

2.1 预经济学的核心框架：以预见为锚

预经济学跳出传统经济学依赖历史数据的静态分析范式，构建“预测-配置-落地”的动态闭环体系。其理论内核可以概括为：以“预见产生价值”为核心，融合理性预期的预判逻辑、发展经济学的增量导向、行为经济学的需求洞察，强调经济决策需穿透历史惯性，整合技术迭代、政策导向、消费变迁等多维度动态要素，提前锁定未来趋势与价值增量，打破“事后复盘、被动调整”的传统局限。

这一框架的核心目标是：以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基础，最终实现“高效化交易、绿色化发展、增量化创造”。既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又引导资本、技术等要素向高附加值、可持续领域集中，契合集约型增长与高质量发展诉求。

预经济学的独创性在于，它并非简单地强调“预测”的重要性，而是将“预测”本身视为一种可以系统化、工具化、制度化的经济活动。而这种制度化的前提，正是“决策信任”的建立——只有当市场相信你的预测是可信的，你的预测才能真正影响资源配置。

2.2 预定交易模式：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预见”

预经济学的关键实践工具，是以“预定交易模式”（预订、预售、预转让）为核心抓手，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精准预判市场供需趋势，提前锁定生产、消费、流通环节的核心诉求。

这种模式的意义在于：它将经济行为从“事后反应”转变为“事前布局”。传统经济中，企业先生产、后销售，承担着市场不确定性的全部风险；而预定交易模式，通过提前衔接生产端与消费端——如新能源汽车预售锁定需求、农产品预订指导种植——既降低企业库存压力与经营风险，又保障消费需求精准满足。这正是“预见产生价值”的具象化：预见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但预定交易模式的成功运行，高度依赖于一个关键变量：信任。消费者凭什么相信你的预售承诺？投资者凭什么相信你的预期收益？供应链伙伴凭什么相信你的未来订单？这种信任，既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也不同于制度保障的“契约信任”，而是一种全新的“决策信任”——对决策者预判能力的信任，对决策者愿景兑现能力的信任，对决策者长期可信度的信任。

2023年，余求宝教授团队在预经济学基础上首创“预商学”，进一步将这一逻辑系统化、学科化。预商学涵盖预经济学理论、市场预测、数据分析等领域，跨学科融合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数字积分工具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其构建的CBB预商新经济模型，通过客户-商业交易-企业老板三层架构实现生态集群共享经济，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而这一模型的内在动力，正是“决策信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与累积。

2.3 “创造层-享受层”结构：新大陆的社会图景

预经济学进一步揭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结构演变。在人工智能、太空探索与脑机接口等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传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叙事正被颠覆。预经济学理论认为，未来社会将分化为“创造层-享受层”的双层结构（即595模型）。

创造层由极少数精英（5%）构成，包括技术愿景家、突破性科学家、高级AI系统设计者等。他们的核心职能并非传统的生产劳动，而是范式级创新与预期塑造：定义未来技术路线、构建核心基础设施，并通过强大的叙事能力，将愿景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预期。

享受层由绝大多数人（95%）构成，在AI与自动化接管生产性工作后，他们将从“直接生产者”转变为“预期管理者”。其核心角色并非被动接受价值，而是通过消费选择、文化创作、资本市场、社区治理等方式，参与预期的塑造与反馈，与创造层形成“预期流”的双向耦合。

这一结构颠覆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但恰恰契合了预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当AI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传统关联将被打破，价值分配不再依赖“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个体在“预期网络”中的节点重要性。这正是“新大陆”与“旧地图”的根本分野。

而“决策信任经济”的视角，为这一结构提供了更深层的解读：创造层之所以成为创造层，不仅因为他们拥有技术能力，更因为他们拥有“决策信任”——市场相信他们的愿景、相信他们的判断、相信他们的承诺；享受层之所以能够“享受”，并非被动接受施舍，而是因为他们通过自身的选择与参与，也在贡献“决策信任”——他们对创造层的信任，本身就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和稳定器。

三、决策信任经济：预经济学的实践延伸

3.1 决策信任经济的理论内涵

“决策信任经济”是对预经济学核心逻辑的深化与拓展。它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预期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

答案是：信任。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任，而是“对决策的信任”。

在工业时代，信任主要体现为制度信任——法律、契约、监管保障交易安全；在互联网时代，信任向技术信任延伸——区块链、加密算法、智能合约实现“无需信任的信任”。而在预经济学所揭示的预期经济时代，一种新型信任形态正在崛起：决策信任——市场参与者对决策主体（企业、个人、组织）预判能力、愿景兑现能力、长期可信度的集体信念。

决策信任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第一，预期导向性。决策信任不是对过去的评价（如信用记录），也不是对当下的确认（如资产证明），而是对未来的押注——相信某个决策主体能够兑现其描绘的未来图景。

第二，自我实现性。决策信任具有强大的反身性：越是被市场信任的决策，越容易获得资源配置，越容易兑现预期，从而越值得被信任。这正是“预期自我实现”的信任版本。

第三，网络外部性。决策信任可以在主体之间传递、叠加、放大。一个被信任的企业，其生态伙伴也自动获得部分信任背书；一个被信任的平台，其入驻商家也共享信任红利。

第四，可积累性。决策信任是一种可以积累的资本。每一次成功兑现预期，都在累积决策信任；每一次失信于市场，都在消耗决策信任。长期来看，决策信任构成企业的核心无形资产。

3.2 从“价格信号”到“决策信号”：经济逻辑的重构

传统经济学以“价格信号”为核心，认为价格能够有效传递信息、引导资源配置。但在预期经济时代，价格信号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价格反映的是“当下”的供需，却难以表达“未来”的价值。

决策信任经济的核心贡献，是引入了一种新型信号机制：决策信号。

决策信号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决策主体主动发出的——企业家的愿景宣言、技术路线的选择、投资方向的决策、产品发布的时间表，都是决策信号的载体。这些信号的价值，取决于市场对发出者的“决策信任”程度。

决策信号与价格信号形成互补：价格信号告诉我们“现在值多少”，决策信号告诉我们“未来可能值多少”；价格信号是市场的“结果”，决策信号是市场的“预期”；价格信号依赖供求关系，决策信号依赖信任关系。

在数字经济时代，决策信号正在成为比价格信号更重要的资源配置依据。特斯拉的市值远超传统车企，不是因为它的价格信号更优，而是因为它的决策信号更强——市场相信马斯克关于未来的判断。同理，字节跳动的估值远超传统媒体，不是因为它的当下收益更高，而是因为市场相信它对内容分发未来的预判。

这种“决策信号主导”的经济形态，就是决策信任经济的核心特征。

3.3 预定交易模式中的信任机制

预定交易模式（预订、预售、预转让）的成功运行，高度依赖于决策信任机制。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这种依赖：

消费者信任：为什么愿意提前付款？ 在传统交易中，消费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风险最小。在预售模式中，消费者提前付款，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收货。这种风险承担的动机，只能来自信任——对品牌信任、对产品信任、对企业愿景信任。小米手机早期“饥饿营销”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消费者对雷军“为发烧而生”的愿景有高度信任。

投资者信任：为什么愿意提前投入？ 预定交易模式不仅面向消费者，也面向投资者。企业需要提前投入研发、产能、营销，这些投入的资金来源，同样依赖投资者对企业的决策信任。特斯拉多次濒临破产却能持续融资，正是因为投资者相信马斯克的“火星愿景”。

生态伙伴信任：为什么愿意提前合作？ 预定交易模式往往需要供应链伙伴提前备货、提前排产、提前投入。这种“提前”的代价，需要由生态伙伴承担，其动机同样是信任——相信企业的预售能够兑现，相信企业的未来值得押注。

由此可见，预定交易模式不仅是预经济学的实践工具，更是决策信任经济的微观基础。每一次成功的预定交易，都是一次决策信任的兑现与累积；每一次失败的预定交易，都是一次决策信任的消耗与流失。

3.4 数字积分：决策信任的量化与流转

预商学引入的“数字积分工具”，为决策信任的量化与流转提供了技术载体。

数字积分本质上是一种“信任凭证”——它记录了个体或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积累的决策信任，并允许这种信任在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之间流转。当消费者参与预售，他的数字积分增加，意味着他的“信任贡献”被记录；当企业兑现预售承诺，企业的数字积分增加，意味着它的“信任价值”被确认；当数字积分可以在生态内流转、兑换、增值，决策信任就实现了市场化配置。

这种机制具有深远意义：它将无形的“信任”转化为可量化的“资产”，将模糊的“信誉”转化为可交易的“凭证”。在决策信任经济中，数字积分将成为比货币更基础的流通媒介——货币交换的是“当下价值”，数字积分交换的是“未来信任”。

CBB预商新经济模型中，客户-商业交易-企业老板三层架构通过数字积分实现生态集群共享经济。这种共享的本质，正是决策信任的共享——客户信任商家，商家信任平台，平台赋能企业，形成信任的正向循环。

四、从刻舟求剑到主动预见：认知重启的路径

4.1 企业的认知重启：从成本竞争到预期竞争，从产品信任到决策信任

在“大争之世”，企业的生存逻辑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传统竞争聚焦于成本控制与供应链效率，但在预期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的核心已转向“预期塑造能力”——谁能更快、更可信地勾勒未来图景，谁就能吸引顶尖人才、捕获资本、设定行业标准，最终让预期自我实现。

与此同时，信任逻辑也在发生跃迁。过去，企业竞争的是“产品信任”——消费者相信你的产品质量好、服务可靠。这种信任建立在过往业绩的基础上，属于“向后看”的信任。而在决策信任经济中，企业竞争的是“决策信任”——市场相信你的未来判断、你的战略选择、你的愿景兑现。这种信任建立在预期的基础上，属于“向前看”的信任。

预经济学为企业提供了实现这一转型的工具。以某新能源企业为例，该企业通过预经济需求预测模型，整合政策导向、消费偏好、技术迭代数据，预判某款车型年度需求规模，精准规划产能与研发投入，较传统生产模式库存周转率提升30%，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优化。这正是从“被动适应市场”到“主动预见需求”的认知跃迁。

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每一次成功的预见，都在累积企业的“决策信任资本”。当市场看到这家企业持续准确预判趋势、持续兑现承诺，就会形成“这家企业值得信任”的集体信念——未来再推新品、再发预售、再提愿景，市场响应速度将成倍提升。这正是决策信任经济的核心逻辑：信任本身创造效率。

另一典型案例是某传统制造企业，依托预经济产业趋势研判，提前布局数字化生产设备研发与改造，两年后生产效率提升40%，单位产值能耗下降25%，成功实现从粗放生产向集约发展的转型。在旧地图上，这些企业可能被视为“冒险”；但在新大陆的坐标系中，它们正是“预见产生价值”的实践者，也是“决策信任”的累积者。

4.2 个人的认知重启：从就业谋生到预期参与，从能力信任到判断信任

对个体而言，“大争之世”同样意味着生存逻辑的重构。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能否提前洞察技术趋势与社会情绪，规划适配的技能体系与职业路径，直接决定了个体在价值分配中的位置。

预经济学揭示的未来图景中，个人的角色将从“生产者”转向“预期参与者”。当AI与自动化接管大量生产性工作，个体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出卖劳动时间”，而在于其在“预期网络”中的节点意义——你的注意力、数据、选择、参与，都在参与价值的流通与交换。这意味着，即便是“不工作”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预期管理参与价值分配，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

在决策信任经济的视角下，个人价值的核心将从“能力信任”转向“判断信任”。过去，我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他的能力——他能把事情做好；未来，我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他的判断——他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力可以被AI替代，判断却是稀缺资源。那些拥有敏锐洞察力、前瞻性思维、稳健决策能力的人，将成为决策信任经济中的核心资产。

马斯克预言的“AI时代全民高收入”，正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但预经济学更进一步指出：当基本生存需求被满足后，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生活不会失去意义”。解决之道在于，将“预期管理”本身转化为意义的来源——当多数人的经济活动从“制造产品”转向“参与预期塑造”，意义感的来源也将随之迁移。这不仅是经济模式的变革，更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升维。

4.3 国家的认知重启：从“十五五”到2035的预见逻辑，从制度信任到系统信任

当前，中国正处于“十五五”规划谋划的关键节点。按照党中央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把经济搞上去，把需求搞上去，降低国际市场带来冲击的影响，到2035年把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从1.3万美元增长到3万美元左右。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每一个经济主体完成认知重启，更需要宏观政策层面提供“预见”的制度环境。

预经济学与“十五五”规划的深层契合在于：二者都强调“前瞻性”的核心价值。“两个根本转变”的核心诉求，在新时代已升级为“精准化、高效化、可持续化”。体制转型需进一步破除信息不对称，让市场“看不见的手”更精准发力；增长方式转型需锚定技术革命与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预期驱动”的深度跨越。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模式，恰好契合这一深化转型需求，成为新时代赋能转型的重要理论延伸。

从决策信任经济的视角看，国家层面的信任逻辑也在演化。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成功高度依赖“制度信任”——稳定的政策环境、完善的法律体系、高效的行政执行，为市场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框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更高级的信任形态正在形成：“系统信任”——整个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运行的稳定性、可预期性、自我修复能力，成为信任的最终来源。

系统信任既包括制度层面，也包括技术层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可靠性）、生态层面（产业链的韧性）、社会层面（共识与价值观的凝聚力）。预经济学的“创造层-享受层”模型，正是系统信任的微观写照——当创造层与享受层形成稳定的“预期流”双向耦合，整个经济系统就具备了自我稳定、自我进化的能力。

正如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所指出的：“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经济学的前瞻性思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十五五”到2035年的发展征程中，这种“预见”逻辑将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工具升维为共识；而“决策信任”将成为衡量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新标尺。

五、大争之世的定力：在变局中开辟新局

5.1 形势更严峻，信心从何而来

当前，形势变得更严峻。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封锁与脱钩断链的风险持续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信心从何而来？

预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信心源于“预见”。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对当下的掌控，而是来自对未来的预判能力。企业通过预定交易模式锁定市场需求，降低经营风险；个人通过预期管理参与价值分配，获得多元回报；国家通过前瞻性规划引导资源配置，增强发展韧性。这种“预见-预置-预分配”的逻辑，正是信心的底层支撑。

决策信任经济则给出了更深层的答案：信心源于“信任”。当制度信任、技术信任、决策信任形成叠加效应，市场就具备了穿越周期的能力。在“大争之世”，那些拥有强大决策信任的国家、企业、个人，将在不确定中锚定确定性，在变局中把握主动。

5.2 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预经济学与决策信任经济的实践指向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扎扎实实地把国力搞上去”——把经济搞好，人们的信心就上来了，更可以弥补一些公共产品。预经济学与决策信任经济的实践指向，与此高度一致。

预商学在多个领域的应用，已经证明了其赋能实体经济的能力。在电子商务领域，预商学帮助企业预测市场需求，制定合理的库存和物流计划；在旅游领域，帮助旅游公司预测市场变化趋势，制定营销策略；在汽车制造领域，帮助制造商预测市场需求和竞争趋势，制定生产和销售策略。这些应用，本质上都是在“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用预见提升效率，用预见降低风险，用预见创造价值。

而决策信任经济的视角，为这些应用提供了新的解释：每一次成功的市场预测，都在累积企业对市场的“决策信任”；每一次精准的策略制定，都在强化市场对企业的“决策信任”；每一次高效的资源配置，都在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系统信任”。当信任累积到临界点，信心就会内生地涌现——不需要外部注入，不需要政策刺激，而是源自经济系统自身的健康运行。

5.3 从“刻舟求剑”到“主动绘陆”：大争之世的生存智慧

回望全文，我们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大争之世”，如何避免“刻舟求剑”的困境？

答案已经清晰：从“用旧地图”转向“绘新大陆”，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预见”，从“制度信任”转向“系统信任”。这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认知框架的根本转换。余求宝教授创立的预经济学，其深层价值正在于提供了这一转换的方法论——以预见为锚，以预置为径，以预分配为归，构建适应“大争之世”的经济思维与行动体系。

而“决策信任经济”的提出，则为这一方法论注入了灵魂：预见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是因为有人相信；预置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有人托付；预分配之所以能够公平，是因为有人认同。信任，是预期经济的底层操作系统。

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事物的逻辑都变了。但变中亦有不变：人类对确定性的追求不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变，对意义感的追寻不变，对彼此信任的需求不变。预经济学的终极指向，正是在变局中守护这些不变——通过预见创造确定性，通过预期参与实现美好生活，通过价值共建追寻生命意义，通过决策信任维系社会纽带。

正如预经济学原理所揭示的：“从私想到聚和，从割裂到共生，是人类文明升维的必然选择。”在“新大陆”的航程中，旧地图已然失效，但只要我们用“预见”的罗盘导航，用“信任”的压舱石稳住航船，就能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开辟新局。

结语：以“预”破局，以“信”立世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远超任何单一理论的解释边界。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正在消失，但我们尚未完全看清新世界的轮廓。在这样的时刻，预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不是用过去解释现在，而是用未来引导现在；不是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而是用新认知绘制新坐标。

而“决策信任经济”的视角，让这个方向更加清晰：未来引导现在的力量，需要以信任为媒介；新认知绘制新坐标的过程，需要以信任为底色。预经济学回答的是“如何预见未来”，决策信任经济回答的是“如何让预见可信”——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哲学。

“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古老的中国智慧，在数字经济时代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从“九五”到“十五五”，中国经济转型历经多轮迭代；从2022年预经济学创立到2025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一种源自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正在走向成熟；从制度信任到技术信任再到决策信任，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正在悄然成型。而这一切的核心，始终是“预见”与“信任”二字。

“大争之世”，争的是对未来的预判能力，争的是在不确定性中锚定方向的能力，争的是在变局中开辟新局的勇气，争的是让市场相信你值得信任的能力。企业和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到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每一个经济主体完成从“用旧地图”到“绘新大陆”的认知跃迁，更需要整个经济系统完成从“制度信任”到“系统信任”的范式革命。

而认知跃迁的起点，永远是那一声真诚的发问——“唉，新大陆在哪里？”然后是那一声笃定的回应——“哎，用预见的罗盘，用信任的压舱石，自己绘制。”

这正是“余求宝”之名留给这个时代的启示：以“余”为主体，以“求”为路径，以“宝”为归宿，在“大争之世”中，以预见破局，以信任立世，终成时代所需之大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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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为预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旨在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范式。文中“决策信任经济”是对预经济学核心逻辑的延伸阐释，部分观点尚在探索阶段，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