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域名权问题——以悬泉汉简中两汉时期阿克苏市域始称“姑墨”为例研究初探
历史域名权问题，顾名思义，它与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深度绑定。具体来说，它是地域空间的文化范畴，是地域深埋于时空的叙事，是对历史文化记忆的回溯，是解读区域文明内核的原始密码，是持续推进文化强区、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石。
一、历史域名权的地域文化符号
历史域名权是基于地域、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治理沿革、民俗文化传统及其传承等的综合积淀。正如谈及云冈石窟、晋祠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山西；提及马家窑文化、大地湾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甘肃临洮和天水；谈及兵马俑、秦始皇陵，人们自然会想到西安；提及卢沟桥、雨花台，人们自然会想到抗战烽火岁月时期的北平和南京，这些汇聚成家国记忆的地理标识，无论是历经辉煌的还是苦难深重，共同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情感与文化认同。历史域名权正是通过这些具象化的标识得以彰显，其本质不仅是对地名使用权的界定，更是对区域历史文化正统性与独特性的确认与尊重，在文明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新疆的天山南麓，提及“姑墨文化”“多浪文化”同样涉及历史域名权保护问题。两者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具有连续性、多样性、包容性的特点，且成为阿克苏市域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记忆。本文着重探讨姑墨城邦作为阿克苏市域历史传承的史实依据问题。
在西汉时期，阿克苏市域始称“姑墨”，唐显庆三年（658年）设姑墨州，蒙元时期称“阿速”，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官方文书命名为阿克苏。从历史域名权的溯源来看，它是两千多年来中央政府在西域推行屯垦戍防的史实，是历史上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是深深烙印在大地上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印记。
本文就阿克苏市域历史上的“姑墨文化”产生背景，以悬泉汉简为研究对象实证浅析如下。
二、《汉书》与悬泉汉简等记载的姑墨和温宿
西汉时期，阿克苏市域是姑墨城邦所在地，辖境包括今温宿县、拜城县一带。西汉神爵三年（前59），姑墨城邦与龟兹城邦平级隶属西域都护府。当时，姑墨城邦管辖温宿城邦。汉唐时期，温宿城邦在今乌什县境内，其统辖今阿合其县、巴楚县，北至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州。即今天的温宿县历史前身。到了东汉时期，根据西域治理情形发展变化，姑墨不再统辖温宿，两者受龟兹节制隶属于西域都护府。
这在《汉书·姑墨国传》《汉书·温宿国传》、悬泉汉简中都有不同的相关记载。汉书中对姑墨城邦、温宿城邦的人口、军队数量、地理方位、物产等都有记载。悬泉汉简中有两个城邦各有驿站（类似于戍堡功能）的记载。
而清朝人和宁所著的《回疆通志》（成书于清嘉庆九年，即1804年），成书时，和宁在任喀什（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书中在阿克苏市域温宿县域表述方面则出现了违背历史客观史实问题。他将两个原本相距百余公里的区域混为一谈，误认为阿克苏就是温宿。阿克苏“自汉及魏，为温宿国，唐为温宿州”（《回疆通志·卷九·阿克苏》，中华书局1998年版，201页）。而《魏书》中有关姑墨与温宿两城邦方位有明确记载：“温宿国，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役属龟兹。”（姑默—同姑墨）
上述错误导致原温宿地界剃除了温宿地域名，诞生了乌什，阿克苏市域凭空多出了一个温宿。直接影响了1884年新疆建省后的行政区域划分。新疆建省后，当时的阿克苏市域虽升格为阿克苏道，但下辖的温宿直隶州却留在了市域内，直至影响今天的阿、温两地格局。
和宁（和瑛）作为清朝的治疆大臣，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这可能与清朝实施的“大兴文字狱，大规模禁书毁书，篡改文化典籍”有关。据史料载，清朝虽编撰了《四库全书》，但贯穿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化禁锢活动，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部（《清史十二讲》：《四库全书》之过）。
于维诚先生所著的《新疆地名与建制沿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一书中，对阿克苏市与温宿县隶属关系的历史考究和论述，与《汉书》中关于两者的记载同出一辙。
于维诚先生工作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曾任民政厅《民政志》编辑室主任、副编审，著有《新疆通志·民政志》《中国县情大全·新疆卷》等。他的这部著作专项研究、论述的是新疆各地州县（市）的历史沿革，上至秦汉，下至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地方行政区域的演化划定。这是专属职能部门的专家学者，著书立论新疆各地迭代历史沿革，颇具建树，毋庸置疑。
为什么要将阿克苏市域与温宿县域两者的历史关系赘述一番呢？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经济、文化热经济的升温，区域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偷梁换柱或‘抢夺’历史文化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笔者借论述姑墨历史成因之机，抛砖引玉，希望在澄清两者的历史关系方面，发挥勘校曲直的作用。
悬泉汉简出土于悬泉置，悬泉置是西汉敦煌郡效谷县管辖的官方驿站，是当时通往西域的较高级别驿馆，相当于“丝路五星级驿站”，因出土汉简而闻名。其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4公里处，今敦煌市甜水井乡。1990—1992年，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汉简2.3万余枚，其中与西域相关简牍占比约15%。年代跨度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前后跨越218年，涵盖姑墨城邦与汉朝中央政府交往的黄金时期。
有趣的是，根据吐鲁番和敦煌出土文书记载，悬泉置曾设悬泉乡、悬泉驿、悬泉镇、悬泉堡、悬泉守捉。其中的悬泉守捉是唐开元年间的重要军事驻地。这种横跨地域的历史文献互证，实证了丝路文明。
悬泉置遗址考古的发现是汉武帝开发河西走廊，经略西域的历史见证。悬泉汉简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社会、地理及边地风情和日常生活等。
悬泉汉简佐证姑墨与长安臣属关系
悬泉置遗址考古出土的汉简，关于西域姑墨城邦在朝贡、驻军、屯田等方面均有记载。对正史《汉书》起到了有力补充作用。
佐证一：姑墨与长安的朝贡臣属关系
姑墨城邦与长安保持朝贡关系，见于出土的悬泉汉简记载。“姑墨王使者奉献橐他二匹，入未央宫，大鸿胪译道，宿馆”，这句话的意思是，戍守姑墨城邦的王派遣朝贡的使者进长安未央宫，向汉朝皇帝奉骆驼两匹，并入住驿馆。“宿馆”即大鸿胪管辖的驿馆，位于未央宫周边，是西域使者（含姑墨）抵达长安后的接待场所。
为什么会是两匹骆驼呢？古时的西域至长安道路漫长，且风餐路宿，全靠人畜脚力，条件异常艰苦，出发前可能是几匹或十几匹的中小型驼队，最终活着走到终点的就剩了两匹。
据居延汉简记载：“橐他一匹值万五千”。即汉代在西域，骆驼作为长途运输的核心工具，一匹价值一万五千钱，相当于普通战马价格的三倍，是高价值贡品。
悬泉汉简II90DXT0114③:158（《中西书局》532页）残片中有这样的记载：“敦煌守部骑司马行太守事，遣守宋弘送自来姑墨副使 使须犁贵人就为举发”。“守”是汉代官员的试任、代理称谓，“部骑司马”是郡级军事属官，“行太守事”指代理太守职权。整句意思为：敦煌郡代理部骑司马、行使太守职权的官员，派遣代理官员宋弘，护送自行前来汉朝的姑墨城邦副使节一行，并且为随行的须犁城邦贵族办理通关通行的官方手续。
须犁城邦贵族跟随姑墨城邦使节入汉，说明当时姑墨在西域地区有一定影响力。
对姑墨城邦使者的规格接待，悬泉汉简中也有记载：“传车一乘，马四匹，卒十二人，迎姑墨国奉献者。”这有可能是接待西域各城邦使者的标配。车辆一辆，马四匹，卫兵12人。
悬泉汉简II90DXT0114③:158残片中还有这样记载：“善车师大男坦即”。西汉时期，20岁以上男性，为“大男”，15岁以下为“小男”。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前车师城邦的名叫坦即的男子（音译协音）到了。悬泉置可能还有一项功能，对中原及西域往来人员的出入关登记或记录。车师作为汉王朝属国，其民众可经悬泉置等驿站往来中原，“坦即”可能是使者、商人或质子，文书记录印证了《汉书》中“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商贾流通”的记载。
上述出土简牍的记载，佐证和填补了正史《汉书》的记载不足，实证了姑墨城邦臣服于汉朝中央政权的史实。
佐证二：姑墨驿传驻军与屯田
专家学者通过对悬泉汉简研究发现，汉代西域各城邦的驿站有“传-守-屯”一体化职能。即军情传递、防御作战（如拒守坞壁）、后勤支援（如调粟供军）、兵力调度（如护送使者）这四大功能。
“姑墨驿传致乌垒城，凡二千一十一里。”这里的姑墨驿正向指向应为传递军情信息的驿站，也有现代邮局的属性，为戍守塞防的边关将士传递家书等。姑墨驿站到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乌垒城（轮台）的路程为2011汉里。直接印证了《汉书》中关于姑墨与乌垒城相距“二千一十一里”的记载。
两汉时的长度如何测算成现在的计量长度呢？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及汉代尺具实物（如洛阳出土的东汉骨尺）测算如下：
1 汉里 = 300 步；1 步 = 6 尺；汉代 1 尺 ≈ 23.1 厘米（以出土的东汉铜尺为证）。则换算过程为：
1 步 = 6 × 23.1 厘米 ≈ 138.6 厘米（即 1.386 米）
1 汉里 = 300 步 × 1.386 米 ≈ 415.8 米
即：汉代一里 ≈ 415.8 米（约合现代 416 米）。
则汉代姑墨驿距乌垒城（轮台）为：2011汉里× 416 米/汉里≈836576米，换算成今天长度为836.576公里。而今天，阿克苏市距库尔勒市500余公里，库尔勒距轮台按传统沙漠公路行程则240-260公里，故阿克苏市距轮台（乌垒城，今为卓尔库特古城）约740-760余公里（不按现代新建高速公路等便捷里程折算），与史实大致吻合。
悬泉汉简中还记载了一桩驿站传送军情信息的事，“ 匈奴骑兵三十人寇姑墨驿，燧长张谊以私马送军书至酒泉，驿卒二十人凭坞拒守，伤匈奴骑二人。”“燧长”是汉代边塞烽燧系统的基层武官（秩百石），负责烽燧预警、文书传递。
“坞”：即 坞壁，汉代驿站（如悬泉置、姑墨驿、温宿驿等）的核心防御设施，是一种四周夯土筑墙、带瞭望塔的方形堡垒（类似小型城堡）。结构特征：墙高3—5米，厚2—3米，开有 “坞门”（仅1—2个出入口，可关闭上锁），四角设 “望楼”（用于观察敌情），墙内有营房、粮仓、武器库，据悬泉汉简Ⅰ90DXT0309③:117载：“蹶张士三人，守坞门；坞内置弩五十张、积薪三千束”。“蹶张”即“足踏张弦”的蹶张弩，是汉代配置在西域各城邦驿站的标配武器。“蹶”在古汉语中意为“踏、蹬”（《说文解字》“蹶，僵也，从足厥声”），操作时需将弩身倒置，双脚蹬踏弩弓底部的“渊”（弓臂弯曲处），双手紧握弓弦向上提拉，借助全身力量完成上弦。它与擘张弩的关键区别：擘张弩仅用双臂拉弦（“擘”即“用手掰”），拉力多为3-6石；而蹶张弩需“足踏+手拽”，拉力可达8-10石（汉代1石≈30公斤），是西域驿站应对匈奴骑兵的“重火力”。
可见西域各城邦的驿站具有戍堡功能，或相当于戍堡，具有军事防御功能。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5年（五凤三年），30骑匈奴骑兵袭扰姑墨驿，负责区域防卫的烽燧长名字叫张谊，他一边拿出自养的马匹作为交通工具紧急向酒泉传送军情，一边组织20名驻守驿站的士兵依托防御设施抵御，并击伤了匈奴骑兵2人。这是成功运用驿站烽燧系统进行防御的案例记载。在应对紧急军情时，汉代边塞官员常自备马匹应急，尤其在公马不足时。这为正史补充记录了姑墨城邦至酒泉之间的军事情报传递史实。同时，也间接佐证了姑墨城邦辖区内有烽燧存在的史实。
“传马病死，卖骨肉得钱二百五十，付佐昌”这句话同样出自悬泉汉简。烽燧传递军事情报的马匹死亡及处置要有记录，体现了汉代对驿置资产的管理有着较为严格的核算制度。也是对“燧长以私马送军书”的合理注解与佐证。
考证姑墨城邦的驻军，悬泉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左骑千人（官职）王崇，将姑墨兵五百人，从长史（西域都护属官）击车师。”“左骑千人”是汉代在西域城邦设置的骑兵指挥官（秩比六百石），负责统领部族骑兵；“王崇”可能为姑墨城邦贵族或降汉匈奴将领（汉代常以属国首领担任此职）。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王崇带领姑墨城邦的五百官兵，听从西域都护府相关军事指挥官的调遣，出击车师。车师，分前车师和后车师。前车师大致位于今交河故城，后车师位于吉木萨尔。“击车师”应是攻打前车师。
在汉代西域各城邦人口相较今天是稀少的。一次性调遣五百官兵，规模上也算不小了。说明姑墨城邦在当时是强邦，这是补充正史记载姑墨驻军的有力实证。
考证姑墨城邦的屯田，悬泉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姑墨田官调粟至乌垒城，凡二千一十一里。”说明姑墨城邦可能按年产粮食的总量，按额度向乌垒城（西域都护府）供给粮食（粟，小米），说明姑墨有着一定规模的屯田。
悬泉汉简还有这样的记载：“姑墨田官（官职）遣卒三十人，送粟二百石至渠犁，与校尉史（屯田官员）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负责姑墨城邦屯田的官员，派遣官兵30人，向渠犁运送二百石小米。汉代一石粟=18公斤，二百石则3600公斤。这间接实证了姑墨屯田的史实。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是汉代西域最大屯田中心，设“使者校尉”管理全西域屯田，与轮台并称“北道粮仓”。
佐证三：姑墨至长安路的路径
据《汉书·姑墨国传》载：“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一十一里……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
“王治南城”中的‘南’字，按地理空间分布应有对应关系。即姑墨城邦大致位于西域都护府乌垒城（今轮台）南方。今天的实际方位为阿克苏市位于轮台西南，距离约700余公里。
“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即姑墨地方获封王的治理城邦，距长安未央宫实际距离8150汉里。换算成今天的里程约为3390公里，与阿克苏市实距西安的里程大致吻合。
“户二千二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即姑墨户籍人口2200户，人口24500人，军队4500人。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一十一里”与“姑墨驿传致乌垒城，凡二千一十一里。”的表达是一个意思。“都护治所”既是西域都护府的乌垒城。阿克苏市今位于轮台西南，即轮台位于阿克苏市域东北。与“东至都护治所……”方位大致吻合。
“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即姑墨向南骑马行程15日抵和田。和田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阿克苏市域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两者的大致方位为：和田西北为阿克苏市域，阿克苏市域西南为和田。古籍里的方位与今天大致吻合。
上述数据应是汉代西域都护府对辖区城邦国的标准化测绘结果。具体如何测绘出的呢？可能是由西域都护府派遣的斥候（侦察兵） 或专职官吏，沿官道（丝绸之路北道）实测得此数据。
从县泉汉简的有关记载来看，姑墨至长安有两个路径可以考查。一是官方的驿站，二是沿途重要的军事关隘。两者可以互相印证丝路文明的存在。
一方面从驿站路径来看，姑墨城邦至长安未央宫要大致历经三个区域路段。一是西域地区路段，二是河西走廊区域路段，三是关中地区路段，记载的核心驿站大致有12处。
1.西域段（姑墨-玉门关），主要职能是军事防御及保障丝路畅通。该区域内有姑墨驿、温宿驿、龟兹驿、乌垒驿、渠犁驿、楼兰驿等。据悬泉汉简记载，姑墨驿为姑墨城邦向相关驿站中转运输粮食等物资的起点，也是向长安贡赋玉石等的起点。其中的温宿驿在今乌什县境内，也是今温宿县的历史前身。
现在来看，贡赋玉石，应是和田地区的和田玉经姑墨中转赴长安的必经之路。可见，姑墨城邦既是古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也是古玉石贸易之路的中转站。龟兹驿作为这‘两条路’的重要节点，乌垒驿作为西域都护府的军政中心所在地，是确保‘两条路’畅通的硬核支撑。
2.河西走廊区域路段（玉门关－长安），该区域内有悬泉置、酒泉驿、张掖驿、武威驿。是历史上河西走廊经通西域的赫赫有名的关隘，也是影响二千多年后国家地理命运走向的关键节点。
3.关中地区路段（武威－长安），该区域内有陇关驿、未央宫驿。其中，陇关驿是关中与河西的分界关隘，《后汉书》载“陇关，西出经此抵西域。”未央宫驿（西安未央区）是终点驿站，设“大鸿胪驿馆”，负责接待西域使者。
另一方面从沿途军事关隘来看，长安未央宫到西域姑墨城邦途经的关隘为：长安未央宫向西--〉雍城（今陕西凤翔）--〉陈仓（今陕西宝鸡）--〉陇关（大震关，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镇东约5公里的陇山（六盘山南段）山口）--〉天水郡（今甘肃甘谷）--〉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张掖郡（今甘肃张掖）--〉酒泉郡（今甘肃酒泉）--〉敦煌郡（今甘肃敦煌）--〉玉门关--〉楼兰（鄯善）--〉尉犁--〉乌垒城（西域都护府）--〉姑墨南城（今阿克苏市域）。
二千多年后，人们还能够具体地获知上述古丝绸之路上的驿站或关隘，得益于悬泉汉简的出土。近年来，从学者对出土的汉简学术研究来看，该汉简相当于戍防日志，主体由戍边官兵（卒、驿卒、佐）书写，且这部分日常文书占80%以上。其对正史起到了史证和补充作用。内容包括邮驿记录、物资登记、戍卒管理等，而专职文书（令史、书佐）主要负责20%的“重要公文”。两者共同构成了悬泉汉简的书写主体，因而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
悬泉汉简的出土及史学考证，如同一面多棱镜，映射出阿克苏市域承载二千多年丝路文明、玉石之路文明，以及二千多年的屯垦、戍防双重使命的基因传承！
从保护历史域名权的治学角度来看，千年姑墨文化，既是阿克苏市域文化！其为原生态而来，并非舶来品。其具有地域的专属性，文化IP的独立性、代表性，跨越历史阶层凝聚家国情怀的黏合性、高度统一性。
后记，保护历史域名权问题，涉及区域的发展权、生存权，以及占据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制高点的话语权问题。以新疆阿克苏市为例，该市拥有较为成熟的人力资源整合制度，如新一届文旅部门党组班子的干部人才配备，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班子的干部人才配备，不乏善于从区域文化顶层设计谋划者，甚至个别领导干部拥有网红效应影响等，这些积极的因素在持续推动文旅事业融合发展进程中，想必思考与探索实践在路上。（文/绿野 系诗人 散文作家 新疆南疆地区历史人文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