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强语言国力
王立非
语言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语言资源的存量与质量、语言服务的能力与水平，以及语言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文化软实力与发展硬实力的关键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关键期，国家发展大局都对语言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文明互鉴、语言资源、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索语言国力的发展路径，对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在文明互鉴认同中发展语言国力
以文明互鉴提升语言国力具有学理依据。首先，语言的符号属性决定了它是文明价值的载体。不同文明的差异在本质上体现为语言符号体系的差异；文明互鉴的过程就是语言符号体系相互解读、相互接纳的过程。当一种语言能够准确传递自身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时又能够包容其他文明的价值表达，将显著提升语言国力的核心竞争力。其次，文明互鉴的“双向性”推动语言国力动态提升。文明互鉴不是单向文化输出，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双向互动，使得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语言元素，丰富自身的表达体系，同时通过对其他语言的研究与借鉴，提升自身语言的规范性与包容性。双向互动性使语言国力摆脱了“静态存量”的局限，进入“动态增量”的发展轨道。第三，语言认同是文明互鉴转化为语言国力的关键纽带。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一种语言的接纳本质上是对语言背后的文明价值的认同。当中文能够准确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核心价值，并且能够与其他文明的价值诉求形成共鸣时，就有效提升他国民众对中文的认同度，推动中文的全球传播与使用，实现文明互鉴向语言国力转化。
在文明互鉴中提升语言国力具有现实价值。文化强国建设中，文明互鉴为中文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景。推动中文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传递中国的和平理念与发展智慧。我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鲁班工坊”，将中文教学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满足了当地民众学习中文的需求，通过语言交流促进了技术文明的互鉴，使中文的实用价值得到彰显。此外，语言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文明冲突、价值分歧等诸多挑战，通过文明互鉴发展语言国力，让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公共卫生安全等议题中表达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将极大地提升我国的语言国力。
二、在语言资源开发中发展语言国力
语言资源包括中文、方言、民族语言，以及外语等“本体资源”，也包括语言人才、语言数据、语言技术等“衍生资源”。以语言资源发展语言国力，构建“资源—服务—国力”的发展路径。
在语言资源服务中提升语言国力符合学理逻辑。首先，语言资源具有“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的战略价值。经济学理论认为，稀缺性是资源价值的核心，语言资源附着于特定群体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属性，一旦消失便难以再生。我国56个民族承载着130多种语言，同时，中文使用人口最多，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使得语言资源成为语言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次，语言资源的“价值转化机制”是赋能语言国力的关键。通过人口普查摸清语言资源的存量与分布，为语言资源保护提供依据，保护、传承和维持语言资源力；通过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产品与服务，实现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从而转化为语言国力。最后，语言资源的“系统性”决定了价值的叠加效应。语言资源不是孤立存在的，中文与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语言资源的系统性开发，实现不同语言资源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叠加效应。将民族语言资源与中文资源相结合能够推动民族地区的语言服务体系建设；将中国语言资源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资源相结合，能够构建多语种的语言服务网络，提升语言国力的整体效能。
以语言资源保护、传承、开发与利用多种途径来发展语言国力是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产业升级与传承民族文化的现实要求。国家治理方面，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治理效能。我国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完成全国30多个省份的语言资源普查与采集，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语言资源数据库，不仅为语言政策制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民族语言与中文双语教材，推广双语政务服务，保障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语言权利，又提升了政务服务的覆盖面与效率，推动了国家治理在民族地区的精准落地。在产业发展方面，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催生了语言产业这一新兴业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4年我国语言服务产业规模突破2480亿元，涵盖翻译服务、语言培训、语言技术等多个领域。其中，利用民族语言资源开发的文化创意产品、利用小语种资源的跨境电商服务等，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更推动了语言资源向产业竞争力的转化。例如，在云南、新疆等多民族地区，当地企业将民族语言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开发民族语言导游服务、民族语言文化体验项目，既提升了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又实现了民族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在文化传承方面，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关键。我国通过建立语言博物馆、开展濒危语言抢救性保护等措施，让不少濒临消失的民族语言得以传承。增强了文化自信，为语言国力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在语言技术创新中发展语言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与语言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语言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与应用场景。以技术融合发展语言国力，本质上是通过技术创新突破语言发展的传统局限，提升语言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拓展语言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构建“语言+技术+服务”的创新生态。这一论点的学理逻辑基于计算语言学、数字技术与传播学的交叉理论，现实价值体现在服务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国际交流合作与公共服务升级。
从学理逻辑来看，首先，技术创新突破了语言处理的“效率瓶颈”，提升了语言服务的供给能力。传统的语言服务依赖人工完成，存在效率低、成本高、覆盖面有限等问题。而人工智能与语言的融合，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技术，实现了语言处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根据计算语言学理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对语言数据的深度学习，能够模拟人类的语言认知过程，实现对文本、语音、图像等多模态语言信息的高效处理。例如，机器翻译技术的准确率已达到实用水平，能够满足日常交流、商务谈判等场景的需求；语音识别技术的识别率超过95%，为语言交流提供了实时便捷的辅助工具，使得语言服务摆脱人工限制，实现大规模、高效率的供给，为语言国力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
其次，技术融合拓展了语言应用的“场景边界”，催生了多语种智能终端、语言大数据平台、跨境语言服务系统等新型语言应用场景，语言从传统的“交流工具”转变为“服务智能体”。在跨境电商场景中，多语种智能客服系统实现不同语言的实时沟通，解决了跨境交易中的语言障碍；在国际会议场景中，智能同传系统实现多语种的实时翻译，提升了会议的沟通效率，不仅拓展了语言的使用范围，更提升了语言的实用价值，推动语言国力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最后，技术融合推动语言国力的可持续增长，使得语言资源的采集、存储与分析实现了规模化与精准化。对海量语言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语言的发展规律，为语言政策制定、语言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基于语言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不断提升语言处理的能力，形成“数据—模型—服务”的良性循环，使得语言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释放，为语言国力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不竭动力。
从现实价值来看，以技术融合发展语言国力是服务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提升国际竞争力与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支撑。在数字经济方面，语言技术已成为数字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催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语言科技企业，如科大讯飞开发的语言技术产品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更出口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升了我国语言技术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语言技术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的融合，解决了数字经济中的语言障碍，推动了我国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化输出，为数字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在国际竞争力方面，语言技术已成为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大对语言技术的研发投入，争夺语言技术的制高点。我国在语言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如多语种大模型、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等显著提升了语言国力。例如，在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展示的多语种智能翻译系统，能够实现20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提升了我国语言的国际形象。在公共交通、医疗服务等领域，智能语音服务系统的应用，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便捷性，让语言服务惠及更多群体，增强了民众对语言国力的获得感。
当前，我国正处于语言国力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既要充分挖掘自身的语言资源优势，传承好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又要积极推动文明互鉴，提升语言的国际影响力；更要加大对语言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驱动语言国力的提升。同时，还需要加强语言政策的顶层设计，完善语言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法律法规，建立语言国力评价体系，形成政府、企业、高校、社会协同推进的语言国力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中西创新学院国际语言服务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巴渝学者”，华北科技学院特聘高层次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