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川县天子地遗址起源考证

2025-05-19 09:57:03 来源：中华网

天子地古文化遗址坐落于遂川江支流左溪与右溪的合流之处，即今日遂川县城西1.5公里的泉江镇四农村孙垇后山（图1）。遗址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地表覆盖着红色夹砂土壤。其地势三面临水、一面临山，东起孙垇屋背，西倚连绵群山，南揽左溪之秀，北襟右溪之韵，山体呈西南-东北走向（图2）。当地相传此地三面环水，曲流萦绕，依风水之说“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堪称“添子添孙”的福泽之地，“天子地”之名便由此谐音而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江西省文物考古队对天子地遗址展开勘察，出土了大量石锛、石斧、石镞、石刀、石钻、石凿、石矛，以及陶鼎残足、陶纺轮、陶网坠、各类印纹硬陶片和红烧土（图3、图4）。经鉴定，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至晚商时期的古人定居遗址，1984年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当地居民在平坟整地时发现地下墓群，出土大量花纹砖，随即报告文物部门。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当地有关单位对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铁刀、铜镜、银环、纺轮、碗、铜钱等文物，证实天子地遗址是汉墓、六朝墓与古人类遗址形成的迭压文化层（详见1957年《考古学报》第一期程应麟执笔《江西的汉墓与六朝墓葬》）。这些考古发现，确凿地印证了天子地遗址作为遂川县古文明重要起源地的地位，对研究遂川先民文明史具有重大考古价值。

天子地遗址是目前遂川县境内发现的最早古人类遗址。遂川县博物馆谢路明同志通过对遗址出土石器的缜密研究，结合江西古人类资料与考古档案的多方考证，认为此地最早的先民应为古越人。具体而言，遂川天子地的古越人属于进入江西鄱阳湖-赣江流域的“扬越”部落分支。

古越人是缔造高度石器文明的族群，他们不仅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创造者与继承者，更是南方古代文明的重要传播者。约四千年前，古越人自东南沿海历经南岭、武夷山的险阻，迁徙至遂川境内繁衍生息，在此点燃了遂川文明的第一簇星火。

四千多年前的中华大地，先民主要分为华夏、东夷与三苗三大集团。《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征之”，随着大禹对三苗的征服，史籍中“三苗”的记载渐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古越族”。夏王朝衰落之际，南方三苗中的“越”族崛起，占据了从江苏南部沿东南沿海直至越南北部，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形区域，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亦有零散分布（图8）。商周时期，古越人繁衍日盛，支系纷繁，形成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众多分支。《汉书・地理志》以“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描述其繁盛景象，《吕氏春秋》称其为“百越”，文献中亦有“百粤”“诸越”等称，“越”与“粤”古代相通，近代方渐次区分。这些分布于南方的古越人支系，既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与特性，又因地域差异呈现不同面貌，文化发展程度亦不尽相同，但均不同程度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

作为遂川最早的先民，古越人在天子地遗址留下了丰富的文明遗迹。从大量石制工具、陶鼎残足、陶纺轮、陶网坠、印纹硬陶片及红烧土等遗存推断，他们在四千多年前已创造出璀璨的石器文明，并在商晚期逐步向青铜文明过渡。这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者，在农业、制陶、纺织、造船、渔业及冶铸技术等领域均取得了开创性成就。

天子地的古越人是遂川最早的农耕者。近代考古表明，水稻最早由南方古越人驯化。尽管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7000年）曾被视为世界最早稻作文化遗存，近年来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的水稻硅质体，将水稻驯化史前推至1.4万年前，学界据此推断该地可能为世界稻作发祥地。由此可见，天子地古越人从事原始水稻种植当属必然。然而，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难以完全解决食物匮乏，他们仍需通过采集与渔猎扩大食物来源，维系族群生存。

从农业地理环境来看，遂川整体为西高东低的丘陵盆地，遂川江下游的泉江、珠田、雩田、枚江、巾石等地为盆地底部，地势平坦，河水冲积形成肥沃的沼泽洼地，从雩田、枚江等地“塘”“溪”“陂”等古地名可见一斑。这些富含腐殖质的土壤极适宜原始农业，每当江水泛滥，古越人便迁往地势较高的盆珠、大坑等山区避洪，洪水退去后则在裸露的洼地进行火耕播种。天子地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石矛，既是驱赶野兽、捕捉猎物的武器，也是砍伐林木、准备火耕的工具；石锛则用于平整土地、砍伐杂树，为播种水稻创造条件。其地理位置优越，紧邻盆地谷底中心，犹如圆心辐射全域，极大减少了生产活动的往返消耗，提升了农业效率，这正是古越人选择临水靠山定居环境的深层原因。

作为遂川传统木构建筑的发明者，古越人将石钻、石凿技艺运用于房屋与船舶建造，通过钻孔打眼制作出具有多种用途的简易榫卯结构木料。《博物志》记载“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所谓“巢居”，即底层架空、二层住人的“干栏式房屋”，正是以这种榫卯结构搭建而成。《淮南子・原道训》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描述了古越人善舟楫、习水性的特质。他们运用榫卯技术制作简陋木船，得以横渡遂川江，拓展采集与渔猎的活动范围。

在狩猎活动中，古越人展现出卓越的身手。石镞作为猎杀利器安装于木箭之上，极大增强了杀伤力，盆珠、大坑等丘陵地带成为他们的传统猎场。夏季干旱时，前往江边饮水的小动物成为石镞的目标；冬季南下的候鸟群则是大自然的馈赠，古越人全家出动，在芦苇荡中采集鸟蛋、捕捉幼鸟，洋溢着生活的欢歌。

制陶技艺亦是古越人的拿手绝活，各式陶器极大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天子地遗址出土的陶鼎足，印证了他们使用陶器烹煮食物、储藏种子的生活场景；陶网坠的发现，表明他们已掌握编制渔网、江面捕鱼的技能。此外，他们还善于采集苎麻、大麻等植物纤维，利用陶纺轮将其纺织成布（图11），江西新余、萍乡、宜春等地至今仍保留着传承自古越人的夏布工艺。古越人陶器的艺术特色集中体现为几何印纹陶，与北方的彩绘陶文化（仰韶文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并列为新石器时代三大文化系统，成为区分南北文化的重要考古标识。天子地遗址出土的印纹陶片，涵盖圈点纹、方格纹、编织纹、蓆纹、蕉叶纹、线纹、细绳纹等精美几何纹饰（图12-18），充分彰显了古越人在遂川创造的灿烂陶器文明。值得一提的是，对陶器烧制、器形设计与模具制作的熟练掌握，为他们向青铜冶炼技术过渡奠定了基础。遂川枚江镇洪门地区出土的兽面提梁卣与蝉纹青铜鼎，见证了古越人在自身冶铜与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成熟青铜工艺，融合发展出独特的南方青铜文化，这一内容将在《遂川文物说遂川：遂川出土的青铜器》中详述。

揭开古越人作为遂川最早先民的历史面纱后，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走向成为另一个重要课题。总体而言，古越族群或逐渐融入华夏-汉族，形成广府、潮州（福佬）、客家等不同民系；或在与汉族的互动中迁徙至云贵滇广等边疆地区，演变为壮、黎、瑶、畲等族群。遂川的古越人，大约在秦末已基本与南迁的汉族融合。

尽管古越族群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分化、消融，其文化基因却深深植根于遂川大地。如今，遂川客家人口众多，客家话与土籍话并行，客家民系在西部山区占据优势，汤湖、大汾等乡镇仍有瑶族、畲族同胞聚居的村落（图19），成为古越文化传承的活态见证。

遂川县博物馆谢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