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界泰斗张天福、诗人茶人兰马、茶圣陆羽：三人跨越时空的“茶道对话”

作为长期浸淫于茶学、茶生活、茶文化研究、文学评论的学者，我始终在寻找一种能够连接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茶文化表达范式。当我们翻开诗人、茶人兰马的《习茶赋》，一个扑面而来的感受是：这不仅是一篇关于茶的赋体美文，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茶文化核心精神的思想小品。在寥寥千余字的篇幅中，兰马以诗性的直觉与哲思的深度，将茶文化的哲学根基、礼仪规范、精神境界熔于一炉，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茶道精神的完整图谱。

兰马《习茶赋》的价值，在于它以古典文体承载现代思考，以感性表达传递理性建构，在“茶道”被过度商业化、仪式化、符号化的当下，重新回归到茶的本源与人心，实现了对茶文化精神内核的深度唤醒。

一 五行茶道：生命哲学的宇宙观照

“世之茶，盛于金，长于木，融于水，焙于火，生于土，蕴五行，泛博爱，不论好坏贵贱。”这段文字是《习茶赋》的哲学纲领。兰马将茶置于五行架构中审视，赋予茶以宇宙生命本体的意义。这并非简单的附会，而是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茶学诠释。

金木水火土，既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也是茶叶从生长、制作到冲泡的完整生命历程。“盛于金”指向茶叶制作的器具与工艺，“长于木”回归茶之自然本源，“融于水”揭示茶汤生成的关键，“焙于火”再现制茶过程中的火候功夫，“生于土”则追溯茶叶生长的根基。兰马以五行统摄茶之生命历程，展现了茶作为“天地精华”的全息性特征。

尤为精妙的是，五行思想在此并非僵化的分类学，而是动态的生命哲学。“蕴五行，泛博爱”——茶蕴含宇宙根本规律，又能生发广博仁爱之心。这让我想起宋代理学家“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追求。

在茶事活动中，人通过与五行的深度接触，感悟自然规律，涵养仁爱之心，这正是中国茶道区别于日本茶道“和敬清寂”的独特之处：它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积极关怀，而非单纯的超脱与寂灭。

兰马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世博茶，中国礼”的文化背景下创作此赋，其用意更为深远：茶作为“中国礼”，不仅是一种物质馈赠，更是一种文化输出、价值传递。通过五行茶道的阐释，兰马试图告诉世界：中国人的茶道，是一种融入宇宙节律、顺应自然大化的生命智慧。

二 礼仪与心性：儒家茶道的现代重构

《习茶赋》对“礼”的重视，贯穿全文始终。“茶可茶，非常茶，亦可礼，亦可道”——开篇即确立茶的三重属性：物质之茶、礼仪之茶、道境之茶。在兰马看来，礼与道并非对立，而是同一精神实践的不同层次。

“以茶敬人，温恭俭让，明理淳厚，喜乐雅致，得享清、真、静，怡、和、敬之福报。”这段文字是对儒家茶礼的经典概括。温、恭、俭、让是儒家提倡的四种德行，清、真、静、怡、和、敬则是茶道实践中的身心体验。兰马成功地将儒家伦理与茶道精神嫁接，形成了“礼—德—心境”三位一体的茶道实践路径。

更值得关注的是，兰马对“礼”的论述并未停留在形式层面。“席要洁，器须净，水至清；心要平，气须和，神至聚；赏要诚，闻须细，品至韵”——这是对茶事礼仪的详细规范，但每一个外在规范都有对应的内在修养要求。洁、净、清指向器物环境，平、和、聚指向身心状态，诚、细、韵指向感知品质。这种“由外及内，以外养内”的思路，正是儒家“礼乐修身”思想的茶学转化。

在当代社会，“礼仪”常被误解为繁文缛节、形式主义。兰马的贡献在于，他重新发现了礼的精神本质：礼不是束缚人的外在规范，而是帮助人“集中心志、涵养德性”的修行法门。“动则无私心，静则可观己”——礼仪实践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规范化的行为，培养无我的公心与自省的能力。这正是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现代回响。

三 禅茶一味：心性修行的诗意表达

《习茶赋》的另一理论重心，是茶与禅、茶与心的内在关联。“品茗以参悟，奉茶以感恩，苦尽转甘醇，修身养性，明心见德，如儒似佛，禅茶一味”——兰马在此将儒家修齐治平与佛家明心见性融为一体，形成“儒佛互补”的茶道人格论。

“明心见德”四字，显示了兰马的独特思考。通常我们说“明心见性”，这是禅宗的宗旨；兰马改“性”为“德”，将佛教的心性论与儒家的德性论相统一。

在茶事活动中，通过“静则可观己”的内省功夫，人能够照见本心；而本心的呈现，自然导致德性的彰显。这既符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心学传统，也契合禅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修行路径。

“吃茶去”三个字的巧妙嵌入，更是点睛之笔。这是唐代赵州从谂禅师的著名公案，代表着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最高智慧。

赵州禅师每有学人来问佛法，皆以“吃茶去”三字接引，意在破除学人对玄妙义理的执着，令其回归当下、直下承担。兰马将其置于“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之后，形成了“儒家的德性追求—道家的自然境界—佛家的当下体验”三位一体的茶道境界。

在这一境界中，喝茶不再是单纯的口腹之欲，不再是刻意的修行形式，而是当下即是、一切现成的本来状态。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兰马在《习茶赋》的结尾处以“妙茶来”三字收束全篇——“高山流水，煮茶论道，妙茶来”。这一收束并非偶然，而是与前面的“吃茶去”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回环结构。

“吃茶去”是赵州禅师的接引语，指向放下分别、离相破执；而“妙茶来”是兰马自己的创用语，指向茶道修行的妙用现前、法喜充满。一去一来，构成了茶道精神实践的完整闭环：先去妄存真，去执着、去言诠、去心外求法；后妙用无尽，来慈悲、来安住、来自在应缘。正如《金刚经》所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吃茶去”是“无所住”的放下，“妙茶来”是“生其心”的妙用。

茶人先以“吃茶去”斩断一切芜杂心念，复以“妙茶来”接纳天地万有的美好馈赠。苦尽回甘，去来不二，这正是兰马对“禅茶一味”的独特阐释：茶道不是逃世的清凉，而是入世的温暖；不是一味地“去”，更是积极地“来”。

在一杯茶中，人既能放下红尘扰攘，又能生起感恩喜乐——这便是有回环、有生机的茶道生命。

“吃茶去”与“妙茶来”的对举，还暗合了中国哲学中“往者屈也，来者伸也”的循环智慧。如同四季更迭、呼吸吐纳，茶事中的“去”是收敛内观，“来”是舒展外应。

习茶者借由茶汤修炼出一颗既能“退藏于密”又能“放之弥六合”的心，方能在喧嚣世态中保有清静，在平淡日常中体味奇妙。

正因如此，兰马才敢在文末直呼“妙茶来”——那不是对神奇体验的追求，而是对当下每一杯茶所蕴含之无限生机的肯定。正如他在文中已然点明的：“苦尽转甘醇”——“去”的是苦涩烦恼，“来”的是甘甜法喜。这一回环，使《习茶赋》在结构上首尾呼应，在义理上圆融无碍。

四 文体创新与精神品格：当代茶文化书写的新可能

从文体形式来看，《习茶赋》继承了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传统，又有自己的创新。全文采用骈散结合的语言风格，既有“盛于金，长于木，融于水，焙于火，生于土”这样的排比句式，增强节奏感与气势；又有“一杯茶，一生情”这样的口语化表达，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在结构安排上，作者兰马遵循“物—事—人—心”的递进逻辑：从茶的起源（南方嘉木，神农尝之）到茶事程序（席要洁，器须净），再到人格修养（修身养性，明心见德），最后升华至宇宙境界（厚德载物，上善若水）。这一结构暗合《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次第，显示出作者兰马深厚的儒学功底。

作为著名诗人和茶人，兰马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性特质。“天地精华，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片叶，由茶及物及人，及品格，和合而成”——这些语句超越了茶文化的知识性介绍，进入诗意表达的境界。作为诗人、茶人和品牌策划专家，他又能保持实践的清醒，不堕入空疏的玄谈。“习茶者心静，品茶者心怡，惜茶者心善”——这种层层递进的判断，源于长期的茶事实践与观察。

在当代茶文化书写普遍存在的两种倾向——要么是枯燥的知识罗列，要么是虚幻的精神吹嘘的背景下，兰马《习茶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既有知识厚度，又有精神高度；既有传统根基，又有当代意识；既重外在规范，更重心性修养。这种书写方式，对于推动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建设与普及传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五 时代回响：《习茶赋》的当代价值

《习茶赋》创作于2009年，是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世博茶，中国礼”而作。十七载岁月流转，重读这篇赋作，我们更能体会其超时代的价值。

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茶被过度商品化、符号化，“天价茶”“金融茶”现象屡见不鲜。《习茶赋》强调“不论好坏贵贱”“惟凭平常心”，是对茶之本质的回归，也是对消费主义的隐性批判。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焦虑浮躁、身心分裂。《习茶赋》倡导“身心须闲适，关律秩序，清心健体，荣辱皆忘，抱朴如初”，是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也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护。

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命题的当下，如何让传统茶文化“活”在当下、“用”于生活，是茶文化研究者的核心课题。《习茶赋》将古典茶道精神进行现代转化，使之可理解、可操作、可受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启示。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兰马提出的“习茶”概念。不同于常见的“品茶”“论茶”，“习”字含有学习、练习、实习的多重含义。品茶可以是一种享受，论茶可以是一种清谈，习茶则必须付诸实践、长期坚持、身心投入。这让人想起儒家的“时习之”，禅宗的“日用事”，茶道的“每日行茶”。

兰马对于“习茶”概念的提出，将茶道从玄学拉回生活，从精英拉回大众，从偶尔的雅事拉回日用的功夫。这对于推动茶文化的日常化、生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六 薪火相传：茶界泰斗与诗人的中国茶使命

在《习茶赋》的创作背后，站着一位诗人、茶人兰马的精神引路人——中国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这位生于1910年的世纪茶人，以108岁“茶寿”之龄走完了他事茶八十余载的传奇人生。

诗人、茶人兰马的恩师张天福设计了中国第一台手推揉茶机，结束了千百年来茶农赤脚揉茶的落后历史；他创办了福建第一所茶叶学校、第一个茶叶改良场、第一个茶叶科研所；他被列入《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十大茶叶专家，被尊为“中国茶界泰斗”。然而，张天福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不仅仅是这些物质性的茶业成就，更是他在晚年为中国茶文化提出的精神纲领——“俭、清、和、静”四字茶礼。

张天福综合唐朝陆羽《茶经》所提的“茶最益精行俭德之人”与宋徽宗《大观茶论》的“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提炼出以“俭、清、和、静”为核心的中国茶礼。

张天福曾对弟子兰马如此阐释这四字的深意：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这一茶礼精神的提炼，与兰马在《习茶赋》中所书写的“清、真、静，怡、和、敬之福报”“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可以说，张天福以百年事茶的躬身实践为中国茶道奠定了德性根基，而兰马则以《习茶赋》的诗性笔墨，将这一德性根基转化为可感受、可吟咏的文化表达——前者是立身行道，后者是立言传道，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张天福对青年茶人的寄托，并非高悬空中的玄理，而是扎根于一片赤诚的中国茶使命之中。青年时代的梦想是“救亡图强”，中年时代的梦想是“科教兴茶”，当走到人生百岁之时，他的梦想依然清晰而具体：“要让中国百姓喝到放心的好茶”。

张天福曾说：“一脚进了茶界，就再也拔不出来。能够兴茶富民，即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又说：“我今天在，明天可能就不在，要抓紧时间多做有益中国茶的事。”这位百岁茶人甚至在2013年倾其所有，将自己名下唯一的房产捐献给福建张天福茶业发展基金会，只为推动有机茶事业的持续发展。

他留给后人的不是财富，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以茶报国、以茶惠民的精神，一种“生命不止，探索不息”的精神。

兰马作为诗人、茶人、品牌策划专家，正是承载了这份“中国茶使命”的传薪者之一。他牢记、铭刻、弘扬恩师张天福的茶思想，创造性提出的茶品牌建设“向日葵定律”，提出的《中国茶的忧思与蓝图》，主导策划的上海世博会“中国六茶”文化国礼——这些成就无不与其恩师张天福“打造世界级的中国茶叶品牌”的心愿遥相呼应。

张天福曾说：“要抓紧时间多做有益中国茶的事。”这句话从一个百岁茶人口中说出，有着一种紧迫感与使命感交织的深沉分量。而兰马的《习茶赋》“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世博茶，中国礼’而作”，正是将中国茶文化推向世界舞台的一次文化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说，兰马以笔为媒、以赋为礼，回应了张天福“以茶为国饮”的深情呼吁，也完成了两代茶人在精神谱系上的郑重交接。

回顾张天福一生的茶事轨迹——从研制“九一八”揉茶机以示不忘国耻，到提出“俭清和静”的中国茶礼，再到百岁高龄仍为有机茶事业奔走呼号——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茶不只是饮品，更是文化载体；茶不只是产业，更是家国情怀。这一主线，在兰马的《习茶赋》中同样清晰可辨。赋中“太平盛世必兴茶”“一片叶，由茶及物及人，及品格，和合而成”的书写，正是对这一脉络的诗意呈现。《习茶赋》不仅是一次文学创作，更是一部接续中国茶道文脉的精神宣言。

因此，当我们重读《习茶赋》时，或许应当将目光投向这位茶界泰斗的精神光芒。张天福以百年生命践行了“立己立人，强国强种”的誓言，而兰马则以《习茶赋》将这一精神熔铸为文字——“以茶敬人，温恭俭让，明理淳厚，喜乐雅致，得享清、真、静，怡、和、敬之福报”。

两代茶人，处境不同，使命同归：皆以茶为媒修身立德，皆以茶为桥梁连接世界。这正是中国茶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每一代茶人都在这片小小树叶上倾注心血，前有张天福“事茶八十余载”的开创，后有兰马“习茶、品茶、惜茶”的传承。

——他们共同书写着一个关于茶、关于中国、关于文化自信的故事：一片茶叶，从神农尝百草到张天福的茶寿传奇，再到兰马的赋体书写，穿越千年时空而始终芬芳不绝。而这，正是“吃茶去，妙茶来”这一茶道回环最为深沉的文化回响。

（《习茶赋》作者兰马在中国茶界泰斗张天福住所，与其恩师交谈中国茶，且合影）

七 千年对话：陆羽《茶经》与兰马《习茶赋》的精神同构与文化传承

如果说张天福是以百年事茶的躬身实践为中国茶文化铺就了德性之基，那么陆羽则是以一部《茶经》为中国茶文化开创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道统之源。

当我们将陆羽的《茶经》与兰马的《习茶赋》置于同一文化谱系中审视，一场跨越千余年的茶道对话便悄然展开——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文体、面对不同的问题，却殊途同归地指向了中国茶文化最为核心的精神密码。

（一）精神内核的同构：从“精行俭德”到“明心见德”

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精行俭德”四字，被学界视为中国古代“茶德”说的滥觞，标志着饮茶活动从日常生活行为升华为精神修养的象征，中国古代茶精神文化至此得以正式确立。

细绎其义，“精行”指行事遵循规范，茶人应在择水、烹煮、品饮等茶事环节中专心致志、严谨不苟；“俭德”强调节制欲望与道德自律，《说文解字》释“俭”为“约也”，即自我约束的能力与觉悟。

陆羽将茶性寒俭的特性与人格修养相联系，认为茶适宜践行自律品德者饮用。“精行”与“俭德”相辅相成，建构出陆羽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式：唯有品行端正、内省自律、尚简守朴的君子，方能体悟茶之真味。

兰马的《习茶赋》虽然文体迥异、时代不同，却与陆羽在精神层面形成了深刻的同构。“品茗以参悟，奉茶以感恩，苦尽转甘醇，修身养性，明心见德，如儒似佛，禅茶一味”——兰马以“明心见德”四字回应了陆羽的“精行俭德”。

兰马改佛家“明心见性”的“性”字为“德”字，将佛教的心性修养与儒家的德性追求相统一，形成了“儒佛互补”的茶道人格论。这与陆羽以儒学精神为茶文化立心铸魂的思路一脉相承：陆羽的“精行俭德”是将饮茶资格与道德修养挂钩，赋予茶事以强烈的伦理教化功能；兰马的“明心见德”则是在此基础上，融入佛家“明心见性”的修行路径，使茶道既涵养外显的德性，又观照内在的心性。一者以“精行”立其基，一者以“明心”升其境，共同构建了中国茶道“修身—修心”的双重维度。

（二）茶德谱系的赓续：陆羽、张天福与兰马的三代传承

陆羽在《茶经》中以“精行俭德”确立了茶道的核心伦理，开启了“君子之饮”的德性传统。他通过界定茶为“南方之嘉木”，将饮茶行为与儒家道德修养直接联结，使茶道成为儒家修身之道的重要延伸。

这一德性传统穿越千年，在茶界泰斗张天福手中得到了当代的凝练与转化。张天福综合陆羽《茶经》“茶最益精行俭德之人”与宋徽宗《大观茶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提炼出“俭、清、和、静”四字中国茶礼：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这一茶礼精神，既承续了陆羽“精行俭德”的道德自律内核，又在时代语境中赋予了新的内涵——将个体修养扩展至人际和谐与社会风尚。

兰马的《习茶赋》正是这条德性谱系的又一重要节点。“以茶敬人，温恭俭让，明理淳厚，喜乐雅致，得享清、真、静，怡、和、敬之福报”——赋中呈现的六字福报“清、真、静，怡、和、敬”，与张天福的“俭、清、和、静”形成了精神上的呼应互文，同时与陆羽“精行俭德”所蕴含的清廉自律、知行合一的德性追求一脉相承。

“精行俭德”强调的是通过规范行为来涵养德性，“明心见德”强调的是通过觉悟本心来彰显品德——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成全，共同指向了中国茶道以德为本的精神特质。

可以说，从陆羽的“精行俭德”，经张天福的“俭、清、和、静”，到兰马的“明心见德”，中国茶文化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德性谱系，每一代茶人都在这条长河中注入自己的理解与创造，却又始终不忘初心。

（三）“知行合一”的贯通：从陆羽“行”之教到兰马“习”之践

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认为陆羽确立了制茶的工具、茶叶的制作方法、煮茶的器具与方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茶事实践体系。陆羽不尚玄谈，而是将茶道精神落实于采、制、煮、饮的全过程之中，每一环节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正是“精行”二字的实践底色。

兰马的《习茶赋》则将这一实践传统以“习茶”二字概括，进行了当代的接续。“习”字包含学习、练习、实习的多重含义，与陆羽《茶经》“分”“制”“教”“设”“命”的实践精神如出一辙。“习茶者心静，品茶者心怡，惜茶者心善”——习茶绝非空疏的玄谈，而是必须付诸实践、长期坚持、身心投入的真功夫。

如果说陆羽是从“技”入“道”、以“行”践“德”，那么兰马则是在当代语境中，将这一传统提炼为“习茶”概念，将茶道从玄学拉回生活，从精英拉回大众，从偶尔的雅事拉回日用的功夫。这种跨越千年的“知行合一”贯通，正是中国茶文化最可贵的生命力所在。

（兰马观茶）

（四）文化贡献的传承与分化：《茶经》与《习茶赋》的各自担当

从文化贡献的角度审视，陆羽的《茶经》与兰马的《习茶赋》既共享了同样的精神底色，又在各自时代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完成了不同的使命。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其贡献具有奠基性、系统性与世界性的三重特征。首先，它将茶从药用、日常饮用的琐碎经验中独立出来，构建了从源头到品饮的完整知识体系。其次，它确立了“茶”字的统一用法，结束了此前多名并存的混乱局面，使华夏有了专属且统一的“茶”字。再者，《茶经》是世界首部茶学专著，系统整合了唐代茶叶生产、制作与品饮体系，其成书标志着茶学从经验技艺向学科体系的历史性跨越。

与此同时，陆羽还将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贯穿于茶道之中，表现出天人合一、崇敬自然的哲学境界。从伦理基石的奠定、实践法则的确立，到天人合德的终极境界，陆羽以儒学精神为内核，为茶文化立心铸魂，使《茶经》成为兼具技术体系与精神体系的文化经典。

兰马的《习茶赋》则是在当代语境中对茶文化精神的一种激活与转化。如果说陆羽是在“开创”与“建构”，那么兰马则是在“传播”与“转化”。《习茶赋》以古典文体承载现代思考，将茶道精神提炼为可感、可诵、可传的文字，为茶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一种审美化的表达范式。

与此同时，兰马以策划人与实践者的身份，提出了茶品牌建设“向日葵定律”，主导策划了上海世博会“中国六茶”文化国礼，创办《国际茶讯》《习茶》等杂志传播中国茶文化。他对中国茶的忧思与蓝图，在产业层面呼应着陆羽对“茶之源”的理论溯源——如果说陆羽是从源头梳理了茶之为茶的来龙去脉，兰马则是从当代审视了中国茶走向世界的问题与路径。两者一个溯本，一个开新，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对话与接力。

（五）千年对话的当代启示

当我们站在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维度上审视陆羽与兰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异同恰恰勾勒出中国茶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

其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坚信茶事不只是技艺之事，更是关乎人格修养、社会伦理乃至宇宙观念的大道所在。陆羽以“精行俭德”将饮茶活动提升至道德修养的高度；兰马以“明心见德”将茶道与心性修持相融合——二者共同的核心信念在于：茶事即人事，人事即天地之事。两人也都注重实践，拒绝空疏玄谈——陆羽将茶道精神落实于采制烹饮的每一个环节，兰马则强调“习”之于茶的根本意义。

其不同之处则体现了时代的印痕与个人禀赋的差异。陆羽处于唐代茶文化尚未完全独立的历史节点，他的核心使命是“开创”——为茶事建章立制、为茶道立心铸魂；兰马则身处茶文化高度普及但面临消费主义冲击的当代，他的核心使命是“守护与激活”——守护茶道的人文精神内核，同时以当代的表达方式激活其生命力，使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获生长的土壤。

陆羽是在“破土开荒”，兰马则是在“接续传承”——时代不同，使命有异，然而殊途同归于中华茶道薪火相传的千秋大业。

可以说，陆羽的《茶经》是源，兰马的《习茶赋》是流；陆羽立其体，兰马弘其用；陆羽创建了茶文化的知识大厦，兰马则在大厦之中点亮了当代的灯火。两人虽相隔千余年，却共同回答了一个中国茶人始终无法回避的终极命题：茶之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陆羽以“精行俭德”作答，兰马则以“吃茶去，妙茶来”回环相续——茶事之中，既有君子人格的砥砺，亦有存在之诗的生发；既有“去”的放下，亦有“来”的感恩。这，便是中国茶文化穿越千年而芬芳不绝的秘密所在。

结语

通观《习茶赋》，我认为它的核心贡献在于：在传统茶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物质享受与精神修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儒家礼教、道家自然、佛家禅悟之间建立一种对话机制。

兰马以诗人的感性、茶人的实践、策划人的视野，完成了这篇兼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实践厚度的茶道小品。

中国茶文化的当代复兴，不仅需要学院派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实践者的身体力行；不仅需要知识性的普及读物，更需要思想性的原创表达；不仅需要对传统的继承，更需要面向未来的创新。《习茶赋》的价值，正在于它为这种多元需求的满足提供了一个范本。

最后，我想借用《习茶赋》中的话作结：“太平盛世必兴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茶文化的复兴既是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愿更多人习茶、品茶、惜茶，在一杯茶中安顿身心、涵养德性、感知美好、体悟大道。 （ 钱志富 陈平 ）

附： 习茶赋 | 兰马

南方嘉木，神农尝之，起初发乎药，逐饮为茶·，世代盛行，养身之物，不可或缺，日趋成华夏礼遇。

茶可茶，非常茶，亦可礼，亦可道，或茶礼，或茶道。草木其中，人生如茶，不分大夫庶民，皆以茶，守礼授道，或共饮，或施得。以茶敬人，温恭俭让，明理淳厚，喜乐雅致，得享清、真、静，怡、和、敬之福报。

世之茶，盛于金，长于木，融于水，焙于火，生于土，蕴五行，泛博爱，不论好坏贵贱。天地精华，一枝一叶总关情。动则无私心，静则可观己。天地间，一人习，两人品，三人喜，惟凭平常心，适合者恒得，之法于修心尚德。

习之茶，品之茗，身心须闲适，关律秩序，清心健体，荣辱皆忘，抱朴如初。席要洁，器须净，水至清；心要平，气须和，神至聚；赏要诚，闻须细，品至韵。一杯茶，一生情，茶为媒，和诚相待，尊情重谊，仪容气度，祥安融洽。品茗以参悟，奉茶以感恩，苦尽转甘醇，修身养性，明心见德，如儒似佛，禅茶一味，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吃茶去。

知音难觅，觅则稀，稀则尊贵，恐之未曾习茶、品茶、惜茶。习茶者心静，品茶者心怡，惜茶者心善。太平盛世必兴茶，理应习茶、品茶、惜茶者众。一片叶，由茶及物及人，及品格，和合而成，高山流水，煮茶论道，妙茶来。

2009年12月12日 上海 ——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世博茶，中国礼”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