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士宦人生 向玲玲

【作者简介】向玲玲，女，重庆云阳人，汉族。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

【摘 要】张之洞是李端棻的好友。他们共同参加科举考试，共同担任晚清政治体制内官员，都与贵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都对清末教育体制改革贡献良多。张之洞历经晚清五朝，4岁起接受严格教育，1863年高中探花入翰林院,任学政时革新教育，后成清朝清流派领袖直言进谏。自1881年始，张之洞先后担任山西、广东、湖广等地要职，积极推行洋务新政，创办诸多近代工业企业和新式学堂，编练新军。1900年参与“东南互保”。1901年与刘坤一等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推动清末“新政”作出重大贡献。1907年入京，1909年去世。其毕生历史贡献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关键词】张之洞；洋务运动；教育革新；中体西用

张之洞出生于1837年，比李端棻小四岁。张之洞与李端棻过从甚密。他们两人有许多共性的一面。他们俩都出生于贵州，同属从贵州走出去的朝庭高官。他们俩均倡言教育维新，为晚清教育改革作出重大贡献。他们俩均倡言实业，为改善民生与晚清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他们俩均有强烈的人才意识。强调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就张之洞的士宦人生作简介的梳理。期待通过梳理，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鲜活“端棻文化”的研究。

一、科举入仕，崭露头角

1837年9月2日，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也有说张之洞出生于贵筑县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县），故又被后人称为“张南皮”。其父张锳时任贵筑知县，治家严格，极为重视子女教育。在张之洞五岁时，父亲便为其聘请学养深厚的附生何养源教授学业，之后又师从举人黄升三、王可贞，进士敖慕韩等。八岁时，张之洞就学完了四书五经，十岁开始学习诗文，十一岁写出《半山亭记》，被誉为神童。其作品还被集成《天香阁十二龄草》。此外，他还自学《孙子兵法》《六韬》等兵学名著。十二岁之后，张之洞先后跟韩超、胡林翼等人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经济之学等，深受韩超、胡林翼经学思想的影响。（胡钧:《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17页。）1849年，十二岁的张之洞考中生员，次年升入县学成为秀才。1852年，张之洞参加乡试，高中第一名，成为举人。然而，此后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856年，张之洞携妻进京参加礼部组织的考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三年期满后可补放知县。但在留京候补期间，父亲张锳因病去世，张之洞不得不回籍守孝三年。1859年守孝期满，张之洞再次赴京参加会试，却因族兄张之万为会场考官，按例需要回避，未能应试。1860年，又因同样原因再次回避。直到1862年，张之洞才终于进京参加会试，可惜未考中。于是，他离开京城前往河南，担任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煦的幕僚协助练军。不久，张之洞又成为河南巡抚、族兄张之万的幕僚，期间代写的奏章屡获赞誉。1863年4月，张之洞参加会试，高中探花，赐进士及第。同年5月，被授翰林院编修。（ 参见胡晓曼:《张之洞传》,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3年版，第 4-11页。） 数十年的思想积淀为张之洞步入晚清政坛奠定了重要基础。张之洞学术兼宗汉宋，师承儒学之中的“古文经学”，坚决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这为他在洋务运动时期选择坚守中学立场进而“采西学”为用，在戊戌维新之际选择将西学因素纳入中学之中，改造“中学”以形成“新学”提供了学术基础。

二、学政生涯，革新教育理念

1865年6月，张之洞结发夫人石氏病逝，留下儿子张权和女儿张檀。1867年7月，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8月，调任湖北学政。他在到任奏疏中提出“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的施政主张（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为了选拔人才，他进行制度革新，允许学子不拘泥于制度，能够各尽所长发挥才能。此外，他还报请朝廷批准，将文童复试做经文改为经解，并且允许根据学子自己申报所学典籍进行考察。这些举措赢得了当地学子的称赞。1868-1869年，张之洞先后两次主持德安、汉阳、襄阳等地考试，期间也主持湖北全省乡试，以“端正品行、务实学习”两个要义反复教导学子。1869年，他与湖北巡抚李鸿章在武昌创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

1873年，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乡试副考官，不久转任四川学政。当时四川科场舞弊横行，作弊手法多样。张之洞为此制定革除考试积弊八条制度，严厉惩处受贿作弊考官，通缉作弊枪手，使四川科场的风气得以好转。他还注重选拔实学人才来扭转空疏学风，主持修建了尊经书院，扩大入学规模，有时还亲自给学生讲学。同时，他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给学生做指导，教导士子应该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1876年，张之洞迎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为妻。1877年，出任文渊阁校理，结束了学官生涯。

三、清流领袖，直言进谏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开展洋务事务争执不休。军机大臣李鸿藻笼络了一批不认同洋务运动的御史和翰林，他们以经世匡时为任，标榜不谈洋务，斥责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时人称之为“清流党”。张之洞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等交往紧密，返京后还结识了清流骨干张佩纶。在张佩纶的引荐下，张之洞逐渐成为清流党的中坚力量。1877年，张之洞充任教习庶吉士，开始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1879年，张之洞任国子监司业。在继统继嗣问题上，张之洞迎合慈禧，上疏认为立载湉（光绪帝）为帝合乎民心，在关键时刻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获得慈禧赏识。同年，四川东乡冤死四百余人，元凶却逍遥法外。张之洞曾在四川任职，对此案有所了解，他在一天内连上三折，阐明冤情，迫使刑部重审案件，最终此案得以昭雪，张之洞也因此名声大噪。

1880年，左都御史崇厚与俄国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亦称《交收伊犁条约》(简称《崇约》)）。此约是一个严重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坚持《崇约》不能签订，提出应该编整军务，放缓立约，并治罪崇厚。上折之后，张之洞被慈安、慈禧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十九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虽然条约依旧签订，但清流党人的多次献策还是为中国挽回了部分权益。（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同年，又因“庚辰午门案”，张之洞与陈宝琛对慈禧太后直言相劝，阐明利害关系，促使“午门案”重新处置。此举获得清流派的高度肯定。事后有直接评述：“二人（张之洞与陈宝琛）力挽危局之功，……达到了匡济国家的效果，堪称清流党的中流砥柱。”（胡晓曼：《张之洞传》，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47页。）几年的清流生涯使张之洞誉满中外，名声渐起，更是得到了西太后的格外垂青。很快，张之洞就升至二品大员。光绪八年（1882）11月，45岁的张之洞做了山西巡抚。

四、封疆大吏，推行洋务新政

1881年6月，张之洞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跃成为二品大员。12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他接任后，发现山西积弊沉疴，吏治疲软，办事处处掣肘。于是，他上折《整饬治理折》，制定一系列治理方略，提出要找出根源，表里兼治。随后，他开始整顿吏治、清理财政、禁烟戒毒、兴农练兵，山西官民面貌有所改善（孟旭:《张之洞在山西》,《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112页）。在此期间，张之洞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影响。据李提摩太回忆：“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业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在李提摩太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逐渐转向洋务派。1883年，张之洞设立洋务局，招揽精通西学的人才，还购买新式机器兴办实业，期间，他筹办炼铁企业、开通北向和东向两条铁路。（石文玉:《儒学道统与晚清社会制度变革——张之洞<劝学篇>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7页。）同年，张之洞向清政府申请仿直隶（今河北、天津等地）章程训练新军获批。清政府派遣记名总兵李先义、补用副将吴元恺等人协助操练新军，张之洞编练新军的经历从此发端。在任期间，张之洞还推行“晋北七厅改制”的工作。晋北七厅，指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一带蒙汉杂居，统治权实际掌握在满蒙贵族之手，俨然独立王国，不受晋抚控驭。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挠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且“户口至今皆称寄民，不编籍贯，亦未立学，士无进步，农鲜恒心”。为了巩固晋北地区的统治秩序，发展经济、文化，之洞奏请将七厅改制，由专用旗人治理，改为”满汉统用”，编立户籍，清勘田亩，修筑驿道，广兴学校。这样一来，势必触动满蒙贵族的私利。因此，绥远将军丰绅，归化厅副都统奎英等便以改制“占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官司打到中央朝廷，慈禧颇感棘手。之洞改制之举明显占理，但满蒙贵族利益亦不可不加庇护。朝廷左右权衡，想出一举两得的高招：调之洞离晋赴粤。一来化解晋北七厅改制与否的矛盾，二来为大战在即的南疆前线配置一员主帅。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任职两广总督，筹划两广防务，制定策略对抗法军。在这场战争中，他起用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清军士气。然而，战争的失败也让张之洞意识到枪炮军械的不足，加速了他向洋务派的转变。此后，他在广东大力发展洋务事业，创办了枪弹厂、铁厂等，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积极培养新式人才，创办水陆师学堂，聘请外国教习，教授西方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1889年，张之洞调署湖广总督，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等一批近代工业。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起步。湖北枪炮厂则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生产的枪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很大提升，为中国军队的装备更新提供了重要支持（石培华:《张之洞的洋务实践及其思想》,《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第141-145页。）。

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张之洞还兴办新学，先后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等教育机构。这些学堂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培养了大批具有近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1896年，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训练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陆军——“江南自强军”。这支军队采用西式训练方法，装备先进的武器，成为了当时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典范。

五、“中体西用”，调和新旧思想

甲午战败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坠入“耻既甚矣，理亦难解”的困惑中（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一方面顽固派强烈反对西学，仍在“祖宗之法不可变”、西学乃“奇技淫巧”的狭小思想世界中徘徊，这一保守主张与历史大势相悖而行，张之洞称其为“旧者不知通”（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 页。）；而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大有改朝换代之势，张之洞称之为“新者不知本”（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 页）。为了调停新旧之争以凝聚共识，进而维系封建统治，张之洞推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在《抱冰堂弟子集》中，张之洞回忆道：“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辟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21页）

张之洞主张先明内学，即坚守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然后择西学以用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制造等，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张之洞的新学思想是既不赞同完全用“中学”挽救危机，又反对以全盘西化进行改革。具体而言，是在文化和政治模式意义上的社会秩序不变的前提下，维护三纲五常、封建统治秩序，以此为“中体”；同时参照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在教育、经济、军事方面实行制度变革，以此为“西用”。《劝学篇》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既对顽固守旧派进行了批判，又对激进的维新派有所限制，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新旧思想的矛盾。

六、东南互保，维护地方稳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所谓“东南互保”是防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扩展,抑止人民反抗斗争的产物,是东南督抚同帝国主义既妥协又矛盾的产物,也是东南督抚与清廷之向心和离心两个合力的产物。这一举措使东南地区避免了战火的直接波及，保护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为日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保留了基础。“东南互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清政府的宣战旨意，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在混乱的局势中维持了局部地区的稳定，减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七、江楚会奏，推动清末“新政”

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此折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1年应慈禧改革上谕所奏，系统地提出了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减冗员等改革措施，成为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它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这三道奏折成为清末实行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总纲，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教育改革方面，他们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体系，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整顿吏治、改良司法等措施；在经济改革方面，倡导发展实业，奖励工商。这些主张为清政府的“新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

八、晚年入京，权力渐失

1907年，张之洞进入北京，获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此时的他已步入晚年，但仍然心系国家大事。然而，次年光绪帝、慈禧相继死去，张之洞与新任摄政王载沣政见不合，同时身患重病。于是，他逐渐远离了权力核心。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死后被清政府追谥“文襄”，晋赠太保。次年，归葬故乡南皮。

张之洞身短有巨髯，风仪峻整，好结交名流文士 。他早期为官时是清流领袖，接收洋务思想后，积极发展洋务，致力于民族重工业事务，使武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在教育上，他创办新式学堂，推动了传统知识内容与西方学科知识的融合。他的一生，是在晚清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不断探索和奋斗的一生，他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他的改革和努力最终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但他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的贡献值得铭记和研究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贵阳，邮编： 55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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